朱由检放下手中那管几乎被他捏出汗渍的紫毫大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带着一丝血腥味的晨风从微开的窗棂吹入，让他那因通宵思考和书写而极度亢奋、也极度疲惫的神经略微清醒了一些。
他知道，刚刚在黄绫上写下的那些关于“神武军”的构想、内阁与兵部的权力重塑，固然是新制度的擎天之柱，但要支撑起这些柱子，让这台庞大的战争与扩张机器真正开动起来，还需要一样最根本的东西——钱！无穷无尽的钱粮！
单靠查抄范家和京中几个叛逆勋贵所得的那数百万两白银，对于他那动辄十万、二十万规模的“神武军”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而大明朝那早已被蛀空、濒临破产的国库，更是指望不上。他必须找到一种能从整个大明内部汲取巨额财富，并能同时分化瓦解那些潜在反对力量的“良策”，才能为他这宏伟的“擎天之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再次投向了御案上那张大明疆域图，落在了山西、陕西、江南……那些富庶之地，以及那些盘踞其上、富可敌国的巨贾、以及遍布天下的大小地主官僚和宗室勋贵们。他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一个新的、也更为酷烈大胆的计划，已在他胸中成竹。
他再次提起笔，在另一卷黄绫上写下了《大明擎天军国总制》的第二部分核心——“财政汲取与内外分化之策”。
其核心，便是一道即将震惊天下、也必将引来无数腥风血雨的“献产拓边令”！
此令的目标群体，将是全国范围内所有拥有大量田产和财富的大地主、大官僚、富有的王公勋贵、以及那些富商巨贾。
朱由检深知，这些人，才是大明朝真正的“钱袋子”，也是阻碍他集权强国、推行新政的最大障碍。他要用最直接的方式，将他们数代积累的财富，“转化”为帝国扩张的军费和新秩序的基石。
“献产”的标准，他设定了明确的三档，并美其名曰“共体时艰，助国拓边，一体输诚”：
第一档针对那些罪证确凿的叛国通虏之家、或在范家案及京营之变中被深度牵连的死硬分子、以及地方上民愤极大、富可敌国的顶级豪强： 毫不留情，查抄家产！ 核心人员，按罪行轻重，或斩首示众，或流放三千里，或举家编入新建的“苦役先锋营”，送往最艰苦的边疆或矿山，用他们的血汗来为帝国“添砖加瓦”。
第二档针对那些虽未有明显叛国之举，但平日里多有劣迹、富甲一方、且在“献产”初期持摇摆观望态度的巨室： 皇帝将派出由锦衣卫、东厂番役和少量“神武军”组成的“宣谕劝进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自愿”献出名下土地、财富的十之七乃至十之八。 若“劝进”无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铁和血。
第三档针对那些主动配合“献产”、或财富相对一般、但亦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小地主、商人、以及愿意转变思想、真心为国效力的开明文官： 鼓励他们“自愿”献出名下资产的十之二三，或等值的粮草、军械、船只等。
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这些旧势力的抵抗，并从中汲取更多可用之才，朱由检又在“献产拓边令”之后，巧妙地设计了“功过相抵”条例：
凡贪腐或不法所得在白银万两以下，且能主动配合各档“献产”标准，并满足以下任一条件者，可由皇帝特旨，从轻发落，甚至免除其罪，保留部分体面：
献策： 能提供平定地方流寇、发展军工生产、开拓边疆疆土之切实可行良策，并经内阁与相关部院采纳、证明有效者。
献财： 在规定比例之外，能额外捐献大量金银、粮草、军械、战马等，用以支援军国大政、或直接资助某一支“开拓军团”者。
献人： 能举荐并担保经严格考核后确有真才实学的将领、工匠、谋士、算学格物之士，或能率领家族子弟、私人武装真心投效某一支开拓军团，并立下功勋者。
而对于那些积极配合“献产”，并在地方维稳、物资供应、舆论引导等方面有实际贡献的中小地主、商人、以及那些愿意抛弃旧有观念、真心拥护新政的开明文官，朱由检则准备授予他们一个全新的荣誉身份——“新明贤良”。
凡得此称号者，不仅可以免除部分罪责，还能在未来享受一定的实际利益，如在新赋税制度下获得一定的减免优待、在官方物资采购中享有优先权、其子弟可优先入各级新式学堂学习，甚至在新开拓的地区获得管理职位和土地的优先认购权。
他要用这种方式，建立一个新的、更广泛的、直接与自己新政利益相关的社会基础，逐步取代那些腐朽不堪的旧有士绅阶层。
当然，要推行如此酷烈而又影响深远的“献产拓边令”，没有强有力的执行和监控机构是万万不能的。
因此，朱由检在草拟完这部分内容后，又将目光投向了锦衣卫和东厂。他决定，保留这两个大明朝最具威慑力的特务机构的名称，但要对其内部进行彻底的清洗和重组，使其职能得到空前强化，成为自己手中最锋利、也最可靠的耳目和刀剑！ 它们将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拥有独立侦办、审讯、乃至先行处置的权力，对内严密监察百官万民，雷厉风行地反贪防变，确保政令畅通无阻；对外则要大力加强情报刺探、反间防谍，为帝国的扩张大业提供最准确、最及时的信息支持。
写到此处，朱由检的笔锋一转，开始勾勒他心目中那幅更为宏伟的帝国扩张蓝图——“拓殖为王，利益驱动下的帝国战争机器”。
他深知，仅仅依靠内部的汲取和高压，是无法长久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活力的。唯有不断的对外开拓，获取新的土地、资源、人口和市场，才能为这架已经重新启动的战争机器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也才能满足那些在新制度下被激发出来的、对军功、爵位、土地和财富的无尽渴望。
他计划，在未来数年内，待国内局势初步稳定、“神武军”初具规模之后，便要设立东、南、西、四个方向的“征拓都护府”，明确各自的战略开拓方向。
而这些征拓总督府的统帅人选，则将彻底打破常规，唯才是举，唯忠是用，并且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深度捆绑：
宗室王爷： 对于那些尚有血勇、不甘心只在京中做太平王爷的宗室近支，可以允许他们选择相对富庶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开拓方向。他们可以组建以自己封地亲族家丁为核心的“宗室开拓军团”，其军费除了他们从“献产”中保留的部分和家族投入外，中央可予以核心装备和神武军的军事支持（神武军忠心可以保证，生出不臣之心，可以立即将其斩杀）。其所获战利品与在新拓之地的税赋上缴比例，可以比其他军团略低，以此将这些最具威胁的宗室力量的野心和能量，彻底导向外部。
“开拓贵族”由积极“献产”并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私人武装的原大地主、大官僚转化而来： 对于那些在“献产拓边令”中表现积极、且自身确有一定财力、人力和组织能力的旧有势力代表，可以授予他们“开拓侯”、“开拓伯”等世袭罔替的爵位，并许诺，只要他们能为帝国开疆拓土，便可在新拓的土地上获得远超其在国内献出土地数倍乃至十数倍的广阔封地与大量人口作为补偿，并允许其在新领土上建立拥有高度自治权的“世袭采邑”。以此，将这些原本可能成为内部不稳定因素的强大地方豪强，转化为帝国扩张最积极的急先锋。
军功将领： 对于那些通过自身战功一步步爬上来的将领，如祖大寿、秦良玉等只要他们表现出绝对的忠诚和卓越的军事能力，便可委以重任，让他们统帅中央直属的开拓军团，负责啃最硬的骨头，攻占最具战略价值的要地。他们的晋升和财富，将完全依赖于他们在战场上获取的军功。
富商巨贾： 允许那些在“献产”中表现良好、且拥有强大商业网络的富商，组建得到官方许可的“武装商团”，配合开拓军团进行新占领区的资源开发、贸易路线的建立与维护。朝廷将授予他们在新开拓地区数年至十数年不等的“商业特许权”，让他们也能在帝国的扩张中分一杯羹，从而将商人的逐利本性也纳入到为帝国服务的轨道上来。
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励所有参与到这场“开疆拓土”盛宴中的人，朱由检又开始构思《开疆拓土赏格条例》与《军功授田条例》的具体细节。
他决定，要建立一套清晰、量化、且极具诱惑力的军功奖赏体系。 无论是斩获敌酋首级、攻破城池、俘获敌军、开拓土地、发现重要矿藏、建立新的安全商路、降服外族部落、还是在新占领区推广华夏教化、兴办学堂、清查户口、增加税赋……所有这些行为，都将被赋予明确的“功勋值”。
这些“功勋值”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可以用来在新开拓区兑换土地、金银财物、战俘奴隶、以及从列兵到各级军官、乃至从最低级的“士”到“男、子、伯、侯、公”的各级军功勋爵！他要让每一个为帝国流血流汗的将士，都能看到明确的上升通道和丰厚的回报！
至于战利品与新拓土地的分配，则将采取一种“梯度分成”与“功绩加成”相结合的机制。 例如，在战略物资方面，中央必须提取大头，以确保核心资源的掌控。而在土地和人口方面，则根据开拓军团的性质，宗室开拓军团可多分润一些，开拓贵族次之，中央直属军团再次之和实际功绩进行分配。
在新开拓区稳定后的持续税收收益方面，也将采取初期地方多留、中央少取，中期对半分，成熟期中央多取、地方少留的梯度上缴制度，既要保证开拓者的初期积极性，又要确保中央财政的长远收益。
若有超额完成开拓目标，或有重大技术革新、发现特大矿藏等特殊贡献者，还可获得一次性的巨额赏赐、临时提高分成比例、爵位晋升、甚至是一小块“永久免税采邑地”等特殊待遇。
而国内那些通过查抄叛逆和“献产”获得的土地，则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建立更多的皇庄和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屯，确保京畿和核心区域的粮食供应与兵员基础；二是用来赏赐“神武军”的功勋将士和朝中那些绝对忠诚的核心大臣（同伴），用土地将他们与皇权更紧密地捆绑；三是留出一部分作为“预备功勋田”，用来激励国内普通的军民，鼓励他们参与到守边、屯垦、以及支援帝国扩张的各项事业中来。
他知道，这套以军功为核心、以利益为驱动、以扩张为目标的制度，一旦推行，必将彻底改变大明朝数百年来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它充满了血腥与狼性，但也可能……是这垂死帝国唯一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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