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山和妈妈登上了那辆绿皮客车，脚下踩着略显粗糙的木地板，坐在质朴的木条椅上。
伴随着客车引擎的轰鸣声，滚滚黑烟从车尾冒出，客车缓缓启动，向着西北方向的老家驶去。
周山将目光投向车窗外，眼前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
皑皑白雪宛如一床床厚实的棉被，严严实实地铺盖在广袤的大地上。
在这白雪的覆盖下，土地仿佛陷入了沉睡，进入了一段静谧的休憩时光。
唯有那些挂满冰棱的树枝，在凛冽的寒风中微微颤动，好似在倔强地诉说着冬日的故事，不肯轻易休息。
周山只觉一阵困意袭来，他满心渴望能像那被白雪覆盖的土地一般，在温暖的“棉被”下，尽情地放松休息。
然而，人往往就是如此，越是在困乏劳累之时，越不能去想困累之事。
周山越是想着休息，脑袋就越发不受控制地向下垂去。
妈妈见状，轻轻推了推他，说道：“车上太凉，睡着了会感冒的。”
周山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努力挺直脖子，继续望向车外。
仅仅过了几分钟，客车便驶出了城区。
此时，道路上满是冰雪，行车变得更加颠簸起来。
这条鲜少有车辆和行人的路上，不时刮起白毛风，风雪肆意地飞舞着。
客车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艰难而缓慢地向前行驶着。
许久之后，一辆马车出现在客车前方。
客车小心翼翼地跟在马车后面，缓缓前行了一会儿，终于在一处岔道口成功超车，错了过去。
临近中午时分，客车行驶到一片开阔的平原上，在十几个低矮的、半掩在雪中的房屋前停了下来。
乘务员高声喊道：“终点站到了，后围子人民公社到啦！”
周山和妈妈下了车，只见于学庆正赶着一辆大车，静静地站在雪地里等候。
于学庆是周山大舅的大儿子，在大队担任赤脚医生，在大队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清晨，他特意从队里借了这辆大车，赶来这里接站，算起来已经等了四个多小时。
一见到周山妈妈，于学庆便迎了上来，问道：“老姑，怎么这么久才到啊？”
周山妈妈一边解释，一边和于学庆一起往车上装行李。
东西装好后，周山和妈妈上了大车。车上放着两床被子，是从大舅家带来的，周山和妈妈赶忙裹上被子御寒。
于学庆坐在车的左前座，轻轻甩了一下长鞭，喊了一声：“驾！”
马车随即缓缓启动，车轮碾压着冰雪，朝着茫茫的远方疾驰而去。
此刻，正是：
白雪皑皑故里还，周山随母过新年。
车轮滚滚诸君去，马不停蹄万物闲。
猫狗牛羊嬉戏过，十亲九故笑谈间。
老家故事非虚构，只是人名幻化连。
周山猫在被子里，好奇地探出头，认真打量着前面拉车的两匹马。
只见一匹屁股溜圆的白马驾着辕，浑身散发着力量感；
另一匹瘦长的黑白杂毛马则拉着套，配合默契。
于学庆头戴狗皮帽子，身着羊皮袄，手上戴着棉手套，正熟练地挥舞着长鞭，赶着马车一路向西行进。
他的两条腿悬在车厢板下，随着马车的颠簸，有节奏地左右摆动着。
“学庆，你爷爷还好吧？”周山妈妈关切地问道。
“好着呢，身体硬朗得很，这次我来就是爷爷让的。”
“你爸爸呢？”
“也挺好，没啥事。”
“你老叔家呢？”
“他家有点麻烦事。现在有爷爷当家，家里还能维持，以后就不好说了呀！”
北风呼啸，裹挟着陈年积雪，不时地打在被子上。
周山依偎在温暖的被子里，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到家了！”
于学庆轻轻拍了拍猫在棉被里的周山。
周山缓缓睁开眼睛，从被子里钻了出来。
一座简陋却十分干净的大院映入眼帘。
院子里有五间瓦房，瓦房门口，姥爷正站在一米高的雪墙边等候。
雪墙中间有一条一米多宽的通道，通往院子内部，通道上露出黄白相间的泥土。
周山兴奋地跳下马车，朝着姥爷跑去。
已经四年没见过姥爷了，周山心里满是想念。
姥爷今年73岁，身形清瘦却精神矍铄。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瘦点好啊，人生难买老来瘦。”
姥爷看到周山，脸上瞬间绽放出喜悦的笑容，大声喊着大外孙的名字。
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这时，老舅一家人也都从屋里出来了。
老舅是个聋哑人，他看到妹妹和外甥，满心欢喜，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只能举着大拇指，嘴里“嗯嗯”地叫着。
老舅妈也跟了出来，她站在门口，不停地搓着手，脸上堆满了憨厚的笑容，口中不住地“嘿、嘿、嘿”笑着。
老舅妈脑袋不太灵光，村里人都管她叫傻子。
老舅家有七个孩子，最大的20岁，最小的才6岁，此刻，孩子们齐刷刷地站在门外，挤作一团。
于学庆站在大车旁，喊道：“看够了没？看完了就过来几个人帮忙拎东西！”
姥爷所在的村子叫于家围子。
清末时期，姥爷和他的父亲等十八位于姓族人，从山东蓬莱于村出发，毅然加入了闯关东的队伍。
出关不久，姥爷的叔叔一家三人因体力不支，实在走不动了，便留了下来。
当时，他们还特意记下了地址。
可刚进入黑吉地区，队伍中又有一人不幸离世。
就这样，剩下的十四人凭借双脚，艰难地丈量了四千里的路程，终于抵达了这片无主之地，从此在这里落地生根，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三年过后，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一个小小的村落也慢慢形成了。
到了夏天，村里派了两个人套着车，回山东老家报信，同时去寻找出关时留下的叔叔一家。
经过多方打听，叔叔一家却始终没有找到。
不过，报信的人从山东老家又带回来了几十人。
随着人口的增加，于姓家族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了当地的财主，后来搬来的外姓人则大多成为了于家的雇农。
姥爷常常感慨，那几年的生活还算安稳，但后来日本人来了，一切都变了。
姥爷年轻时，日本拓荒团来到这里，强行霸占了大片肥沃的良田。
县老爷对此不管不顾，军警也视而不见，于家的家业就此败落。
家里不再需要佃户帮忙，勤劳的姥爷靠着自己的劳作，勉强还能维持温饱。
1938年，庄稼迎来了丰收，姥爷套上车，进城去卖粮食。
可丰收并没有带来好的收益，粮食价格低得可怜。
姥爷正为此发愁时，来了一个掮客。
这个掮客是城里人，之前和姥爷做过买卖。
他告诉姥爷，可以用粮食去换日本人的布，还说日本的布都是大机器织出来的，质量上乘，好用又结实。
姥爷听后，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便赶着车，跟着掮客来到了日本人开的店铺。
到了店里，姥爷看到那些布是细纹布，质地软硬适中，而且换布的价格也很划算，比直接卖粮食能多挣三成。
于是，姥爷便用粮食换了布，回到村里开始卖布。
这一趟下来，姥爷确实挣了不少钱，心里十分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
村里人用这些布做了衣服，可没过多久就出了事。
衣服脏了下水一洗，布料竟然化了，好好的布变成了一堆纸。
村民们纷纷找到姥爷，要求他赔钱。
姥爷赶紧去找那个掮客，可掮客早已没了踪影。
无奈之下，姥爷只好去找日本人理论。
日本人却耍赖说，他们当时是把布卖给了掮客，并没有卖给姥爷。
姥爷据理力争：“布就是从你们店里拿出来的，也是你们店伙计帮忙装车的，我的粮食也被你们伙计收走了！”
但无论姥爷怎么说，日本人就是死不认账。
姥爷继续理论，县里的警察却来了，直接把姥爷撵走了。
回到家后，姥爷陷入了绝境，为了赔偿村民的损失，他不得不把土地和大房子都抵了债。
就这样，姥爷家彻底败落，最后只剩下一栋老旧的三间草房。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姥爷的二儿子突然生病了。
看着孩子高烧不退，姥爷却毫无办法。
等孩子的病好了，却不幸变成了聋哑人。
大儿子从曾经的少东家，沦为了长工，只能到临县的一个地主家扛活。
大女儿远嫁蒙古，二女儿嫁到了临村，家里只剩下姥爷和姥姥，以及一个聋哑儿子和一个女儿。
吃苦耐劳的姥爷没有被生活打倒，他咬紧牙关，苦干了五年，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生活也开始慢慢好转起来。
大儿子因为聪明能干，得到了东家的认可，入赘到东家家里成了亲。
与此同时，四女儿也出生了，日子逐渐有了起色，姥爷一家也盖起了现在的这五间瓦房。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他们丧心病狂地打开了塔下的几个装有毒气的塔，妄图让当地老百姓都死于非命。
毒气瞬间弥漫开来，姥姥不幸被毒气熏死，大舅的丈人丈母娘也没能逃过一劫。
十里八村的人都被吓得纷纷逃离。
也许是老天怜悯，不想让这里的人全部灭绝。
一天之后，天降大雨，而且这雨一下就是连续好几天。
这场大雨将毒气憋在了塔里，没能继续出来祸害百姓。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心有余悸，跑出去的人大多不敢再回来。
再加上大雨导致地涝，当年庄稼收成极差。
慢慢地，土地荒芜了，很多都变成了盐碱地。
土地变得不值钱了，大舅用丈人家剩下的钱，在于家围子买了几十亩地，还养了十几匹马。
可不知道日本人放的是什么毒，地里的庄稼总是长不大，根本没有收成。
无奈之下，大舅只好赔本卖掉了于家围子的几十亩地，以及丈人家的几百亩地。
好在丈人家的地不是他自己的本钱，这样算下来，才没有赔太多钱。
土地没了，大舅只能赶着那十几匹马，到外地跑运输拉脚。
从那以后，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富人了。
解放后定成份时，竟然找不到一个地主。
大舅因为有二十几匹马，被定成了富农。
在后来的运动中，大舅被拉出去批斗，他对此感到十分不解，内心痛苦万分，渐渐地恋上了酒，成了一个酒鬼。
姥爷无奈地说：“照这样下去，他迟早也会变成一个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