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刀不误砍柴工。
首场经义两篇加起来不过千字，这对王棣来说，着实没有丝毫压力。
这么多年来，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字，且效率不俗，五百字的命题作文最多也就是一个时辰便可完成。没必要急于一时。
又坐着休憩了一会儿，直到将最后一丝困意都驱除殆尽，他方整理好考案，注水入砚，慢条斯理的磨起墨来。
这一幕恰好被二楼的主考官李节收入眼里，他细不可察地眯了眯眼，唇角掠过一抹厌恶。
本朝发解试的有国子监发解试、开封府发解试、诸州府发解试和各类别头试。州府发解试由各州（府）通判任主考官。
作为江宁府乡贡主试官，李通判做的中规中矩。他的命题并未涉及边防机密，又未断章取义，绝非文义不通的“关题”。
所谓关题，是指考官将经书中相关的两处或多处经文合为一题的试题。
嗯，到了明清，即更为丧心病狂的“截搭题”，彼时的八股文题例出《四书》之内，用一句、数句或一节或全章为题，其后为避免蹈袭，采用割裂经书文句，截断牵搭作为试题，故名。明丘濬《大学衍义补》：“近年初出题，往往强截句读，破碎经义，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而提学宪臣之小试尤为琐碎。”又有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隔章搭诸体之分。
例如明代就有以“好古敏以求之者”为题，就是将《论语-述而》中“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截取成题。
考生需要从这些似是而非的句子中，迅速的找到其出处，从中找出内在联系，并言之有理，这种难度可就成倍的增加了。但这种截搭题相对而言，只能算作较为简单的题型，因为只要是熟记“四书五经”的考生，往往可以迅速的恢复原题并进行破题。
如果碰到题目是“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这样的，那么就是任你才高八斗也只有傻眼了。其中“皆雅言也”是《论语-述而》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后半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则来自《论语-述而》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人将至云尔”的首句，这种全无逻辑联系，相互完全不存在的联系的题目，则被称为“隔章无情搭题”。
考生不仅需要迅速的识别题目的所在，还要找出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极短的时间里写出一篇言之有物，符合制式的八股文章。这种题型的难度可想而知，对考生而言几乎称得上是摧残。
针对截搭题的难度，明朝一位饱受其苦的进士就曾写诗感叹道：
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年才入泮；
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月已登瀛。
这么纵向比较，大宋考生实在是算幸福的了。
值此时分，王棣居然还有心情胡思乱想，这也是没谁了。
二楼的李节冷眼旁观，见王棣云淡风轻的磨了两刻钟的墨。从他的角度没法看清那个江宁少年才子的表情，但那从容自若的神态却让他有些不舒服，忍不住轻轻哼了声。
他并非气度狭隘之人，乃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始终未忘读书人的君子之道。王棣与李之问的些许矛盾摩擦，只是年青人血气方刚罢了，为青楼名ji争风吃醋并不是龌龊污脏之事，哪来的仇恨怨懑？
说到底还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王安石之故而恨屋及乌。
他李节是不承认热衷党争的，开初还颇为敬重王安石这位天下文宗，但王半山主导新政用之太急，必以失败告终。
在李节看来，王安石变法是从理财入手并逐渐涉及军事的。是以，新法在理财上有不同于流俗的观点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意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不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这与王安石在未执政之前“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想法是相同的，把增加政府收入的着力点放在开发自然资源上。但实际上，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除农田水利法与“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有直接关系外，其他都是赋税改革的内容。而这些措施除方田均税法多少减轻农民“产去税存”的一些额外负担外，其他不论是青苗法、免役法，还是均输法、市易法等等，都因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了种种弊端。
如青苗法——“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是王安石参照起其在鄞县“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经验并着重参照了李参在陕西贷钱还谷的经验制定并颁布的。其目的据王安石称是“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出，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但这样一个说来是为民兴利的好法却产生了严重的弊端：首先，青苗息钱远超出二分利。按青苗法规定，对贷者二分取利，年息四分，这已经不是什么薄利，况且有的地方多达三分，年息高达六分。其二，借时给粮而粮价高，还时折钱输纳而粮价低，利息在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其三，官府收息钱过急，农民深受其害。如山阴县，“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
显然，其初衷是为国为民的，但在新法实施过程中自上而下层层偏差，导致了悖离原轨。更可恶的是，拗相公听不见任何反对的意见或建议，不论好的坏的，统统一棍子打死，实在是……太霸道了。如此弄权专权之人，又怎能俘获天下民心？纵然其有天纵之心，在李节看来，也是天下之敌。
李通判兀自出神，忽而瞥及王棣斯斯然坐下，铺好稿纸，提笔悬肘转腕，一瞧那姿势，便是个长期浸淫于书法之道的。
够沉得住气的，李节颇感意外，这王家三郎才十六岁吧，养气功夫倒是不错，还生了一副好皮囊，较之乃祖更为顺眼。这二年来，王家小子声名鹊起，俨然成了江南文坛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却也不算太过惊世骇俗。王安石王雱父子二人，仅文才而言，举世皆誉，到了王棣这，若是泯然众人，那才是叫人意外呢。也罢，国家抡才试举，怎可公器私用，且看这小子的真才实学如何。
半个时辰后，王棣搁笔，拿起稿纸看了看，似是在吹干墨水，而后轻轻放到一边。
这是……写完一道题了？答的是大经题还是兼经题？
李节看了看沙漏，从王棣抬笔到搁笔，的确只有半个时辰。他平素写字时，若是心无旁骛，半个时辰倒是可以写上好几百个字，但多是用的行草。可科举答题是不允许用行、草的，只能是用楷书，那小子能写这么快？
科举自隋发展至今，可谓是渐趋成熟，有了一套相应的完备机制，但在试举答题时相对宽松。
请注意，只是“相对”。方正、光洁、乌黑而大小齐平但缺乏个性的“馆阁体”（“台阁体”）并未问世，但唐宋科举也是规定了需用楷书答卷，这是为了方便誊录。
所谓“誊录”，就是抄写试卷，是宋朝用于杜绝舞弊的方法之一。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誉录后送归封弥官存档；誉录的卷子称草卷，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封弥合称弥封誊录制。
早年，某些考生通过在试卷上做标记、写暗语等方式，提醒阅卷者自己的身份，徇私舞弊的现象仍然存在。为此，科举考试又实行了“誊录法”。阅卷者只能看到誊抄过后的试卷，彻底杜绝了通过字迹、暗语等给人情分的可能。和糊名法一样，誊录法也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推行过程。景德二年，誊录法初行于河北举人的殿试；大中祥符八年，行于省试；景佑四年，最后用于州试、开封府、国子监和别头试。
元佑三年，苏轼知贡举，其门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亦厕身举子之中。苏轼看到一份卷子文采斐然，对参详官黄庭坚说：“这一定是我的李廌了。”于是将其列为第一。拆封以后，才发现是章援（苏轼政敌章惇的儿子）的卷子，而李廌竟然落第了。事后，苏轼和黄庭坚都曾写诗安慰李廌，李廌也有答诗，三人对落第原因的分析，都含有“天命”、“运气”的意味。
这便是“弥封”与“誉录”所带来的公平、公正效应了。
李节又胡乱想了一通，对王棣之举给了“狂妄”的评价，且看这小子如何“作”下去。是要一个时辰完成两道经义题，然后第一个交卷谋取名声？小子，太嫩了，乡试三天，头两天是统一收卷的……
李节心下不喜，静等王棣出糗。
哪知道，接下来的三个时辰，王棣未再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