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笛声划破了社区的夜空，红蓝闪烁的灯光透过窗户，在都贤收苍白的脸上交替明灭。他坐在客厅角落的椅子上，身上披着一条毯子，警察给他的。他一动不动，目光空洞地望着自己的双手，仿佛还能看见上面沾染着洗不掉的血迹。
我坐在他旁边，紧紧握着他另一只冰冷的手，一遍遍地低声重复：“不是你的错，贤收，那是个意外。”
一位面容和善的女警给我们端来了热水。客厅里，其他警察正在进进出出，低声交谈。白尚雅也来了，她穿着睡衣，外面裹着外套，脸上写满了恰到好处的惊恐和担忧，正和一位警官说着什么，不时用担忧的目光看向我们。
是我用都敏浩书房的座机报的警。在最初的震惊和混乱过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逃跑是最糟糕的选择，只会让都贤收看起来更可疑。我们必须面对，而且要尽快。
我告诉接线员，我们前来拜访都敏浩医生，发现他身受重伤，疑似意外跌倒被利刃所伤。我刻意模糊了细节，强调了“意外”和“发现”。
“他怎么样？”都贤收突然开口，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见，眼睛仍然盯着自己的手。
“医护人员还在里面。”我轻声回答，心里清楚都敏浩生存的几率微乎其微。那一刀的位置和出血量...
过了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官走过来，表情严肃：“都贤收先生，俞瑾小姐，我们需要单独和你们谈谈。”
询问在都敏浩宽敞却冰冷的客厅里进行。我和都贤收被分开问话。我坚持我们最初的说法：都敏浩叫我们过来，谈话间情绪激动，不慎被自己手中把玩的手术刀所伤。我隐去了绑架的威胁，隐去了暗门，隐去了父子间最激烈的冲突，只描述了一个严厉父亲和压力过大的儿子之间的一场不幸意外。
我忐忑不安，不知道都贤收会怎么说。他处于巨大的精神冲击下，会不会说漏什么？
轮到他时，他几乎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偶尔点头或摇头，大部分时间由陪同的律师（白尚雅迅速帮忙联系的）代为回答。他的沉默反而成了一种保护。警方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矛盾的说辞。
现场勘查初步结果支持了“意外”的说法。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都敏浩手上的确有自己的指纹（混乱中碰到的），伤口角度也符合意外刺入的特征。最重要的是，都敏浩腹部的那把手术刀，刀柄上最清晰的指纹，属于都敏浩自己。
一场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由意外导致的悲剧。这是警方初步的结论。
凌晨时分，医院传来消息：都敏浩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当警官将这个结果告知都贤收时，他身体猛地一颤，然后更深地低下头，肩膀微微抖动起来。没有嚎啕大哭，只有无声的、绝望的颤抖。我不知道那颤抖里，是悲伤，是解脱，还是更深重的罪恶感。
我被允许带都贤收回家。白尚雅想跟来，被我委婉又坚定地拒绝了。
回到我们那个狭小却熟悉的房间，都贤收直接瘫倒在床垫上，面朝墙壁，蜷缩起来，像一只受伤的动物。我给他盖上被子，他没有任何反应。
我坐在他身边，守着他，一夜无眠。
第二天，都敏浩的死讯见了报。最初只是社会新闻版块一小块不起眼的报道：“知名精神科医生都敏浩家中意外身亡”。但很快，风向就变了。
不知道是谁向媒体泄露了消息，将都敏浩的死与几年前那些悬而未决的精神病院失踪案联系了起来。报道开始用上“争议医生”、“谜团重重”、“死亡巧合”这类词汇。
而当记者们挖出都敏浩还有一个儿子，并且儿子就在事发现场时，一场媒体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弑父疑云？”“死亡现场的继承人”“精神病医生的疯狂基因？”
骇人听闻的标题配上都贤收大学档案照片里那张苍白俊秀的脸，充满了诡异的张力。我们家楼下开始出现蹲守的记者。电话响个不停，大部分是陌生号码。
都贤收彻底将自己封闭起来。他不再去学校，不再打工，整天待在房间里，要么盯着天花板发呆，要么就不停地洗手，一遍又一遍，直到手背搓得通红破皮。
警方又来找过他几次，问询更深入的问题，关于他们父子的关系，关于都敏浩的研究，甚至隐晦地提及那些失踪案。都贤收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偶尔回答也是通过律师。
我知道他在保护自己，也在保护我。每一次问询都像是在剥掉他一层皮。他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眼窝深陷，沉默得可怕。
唯一的好消息是，我内衣里的那只录音笔，竟然真的录下了一些片段。虽然大部分是嘈杂的撞击声和混乱的喊叫，但都敏浩最初威胁我的那些话——“不存在小姐”、“让你消失”、“就像处理其他麻烦一样”——虽然模糊，但依稀可辨。我没有把它交给警方，现在还不行。这是我最后的底牌。
一周后，警方的正式结论出来了：意外死亡。不予立案。
法律上，都贤收清白了。
但社会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杀人犯的儿子”——这个标签像跗骨之蛆，牢牢粘在了都贤收身上。即使官方已经澄清，但人们的窃窃私语、异样目光和恶意的猜测从未停止。他走在街上，会有人指指点点；他去便利店，店员会紧张地盯着他；甚至有人在我们门口扔垃圾、涂鸦。
学校打来电话，委婉地建议都贤收“暂时休学”。药店和便利店的工作自然也丢了。
都海秀来了几次。她看起来苍老了许多，面对弟弟时，眼神复杂，有悲伤，有同情，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她留下一些钱，但没有再多说什么。姐弟之间似乎隔上了一层厚厚的、无形的墙。
只有白尚雅，依旧时常来访，带着食物和“关心”。但我能感觉到，她那看似同情的目光背后，藏着一种冷静的观察，仿佛在评估都贤收的状态。我对她愈发警惕。
日子在一种压抑的沉默中流逝。都贤收几乎不说话，像个幽灵一样在房间里移动。他不再去金属工作室，所有工具都蒙上了一层灰。有时我半夜醒来，会发现他不在床上，而是坐在窗边，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
我尽力维持着日常生活，打工，上课，照顾他。但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对着一个深渊呼喊，得不到任何回音。
一天晚上，我做了他最喜欢的牛肉汤饭。他机械地吃着，吃到一半，突然放下勺子。
“你为什么还在？”他问，声音平静得可怕，眼睛依然盯着碗里的汤。
我一愣：“什么？”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他抬起头，目光终于聚焦在我脸上，那里面是深不见底的疲惫和困惑，“一切都毁了。我毁了。你为什么还不走？”
我的心揪紧了。我放下筷子，握住他放在桌上的手，那只手冰冷而僵硬。
“因为我在乎你。”我说，和那晚一样的话，“我说过，我们一起面对。”
“面对什么？”他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面对我这个...杀人犯？面对这烂透了的一切？”
“那不是你的错！”我急切地说，“那是意外！我们都清楚！而且...而且我知道会发生可怕的事，只是没想到...”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都贤收的眼神瞬间变了。那里面的迷茫和痛苦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锐利的、几乎让我无所遁形的审视。
“你知道？”他慢慢抽回手，身体向后靠去，拉开了和我的距离，“你知道会发生可怕的事？你知道什么？关于我父亲？还是...关于我？”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漏洞百出，我该怎么解释？说我来自未来？说我看过他的人生剧本？
“我...我只是觉得你父亲很危险...”我试图补救，声音虚弱。
“不。”都贤收摇头，眼神越来越冷，“不止是这样。从一开始就很奇怪。你认识我。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你知道我生日。你甚至...”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你甚至好像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他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那眼神让我感到陌生和害怕。
“你是谁，俞瑾？”他问，每个字都像冰锥，“你到底为什么来这里？”
那是我们之间第一次出现如此深的裂痕。信任像精美的瓷器，出现了第一道清晰的裂纹。
我无法回答。任何解释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那晚之后，一种无形的隔阂横亘在我们之间。都贤收依旧沉默，但不再是那种崩溃后的空洞沉默，而是一种带着距离感的、审视的沉默。他不再接受我的触碰，很少与我眼神交流。
我痛苦万分，却无计可施。我的秘密成了我们之间最大的障碍。
时间是最好的稀释剂，但也是最残忍的磨盘。
都敏浩的新闻渐渐被其他热点取代。门口的记者消失了。人们开始了新的谈资。
但都贤收身上的标签没有消失，只是沉淀了下来，变成了一种无声的排斥。他尝试找过几份工作，但对方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婉拒了。
他变得更加孤僻。一年时间，仿佛抽走了他灵魂中所有的光和热。他卖掉了父亲的那栋房子，处理完了所有遗产事宜，然后用那笔钱在偏远的城东区租下了一个小店面，挂上了“金属工艺工作室”的招牌。
他几乎切断了与过去的所有联系，包括都海秀，也包括...我。
他让我搬出了那个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小房间，在工作室阁楼上给自己隔了一个狭小的睡眠空间。他给了我一把新住处的钥匙，但我能感觉到，那更像是一种礼貌的告别，而不是邀请。
我还在首尔大学旁听，做着几份兼职，努力在这个时空活下去。我时常去看他，给他带吃的，帮他打扫工作室。他从不拒绝，但也从不热情。我们像最熟悉的陌生人，客气而疏远。
他埋头于工作中，用金属和火焰锻造出精美却冰冷的器物。他的技术越来越纯熟，订单慢慢多了起来，但他眼中曾经闪烁的热爱之光，再也没有亮起过。
我知道，都敏浩的死，以及我那无法解释的“预知”，像两道沉重的枷锁，将他更深地锁进了自我的牢笼。他认命了，接受了自己“被诅咒”的命运，不再挣扎，也不再期待。
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我改变了一个死亡，却似乎把他推向了另一种形式的毁灭。
直到一年后的那个秋天。
我正在图书馆整理档案，手机突然疯狂震动。是都贤收工作室隔壁便利店老板打来的，语气惊慌失措。
“俞瑾小姐！不好了！警察来了！他们把都先生带走了！”
我的心脏骤然停跳了一拍：“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好像...好像和什么杀人案有关！”老板的声音因恐惧而变调，“他们说...说都先生是嫌疑人！”
手机从我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屏幕碎裂开来。
像一道闪电劈开混沌的大脑，原剧的剧情瞬间涌入脑海——都贤收被诬陷为连环杀人案嫌疑人，车志元出现，真相大白...
历史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固执地重回轨道。
都敏浩临死前的诅咒在我耳边回荡：“你永远逃不出这枷锁...”
不。
我猛地站起身，捡起手机，不顾屏幕割伤了手指。
这一次，我绝不会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