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张载并不是天才。
在11世纪璀璨的星空中，张载最终能够成为照亮千年的那颗星，有一大半的功劳源于他的勤学苦读——正如范仲淹当年叮嘱他要下苦功夫一样。
张载曾自撰一幅对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贴在书房两侧，时刻激励自己。他是苦读熬出来的一代宗师，因为苦读，还曾遭到二程的嘲笑。
张载比理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年长十二三岁，是他们的表叔。
但即便是晚辈，二程依旧批评张载有“苦心极力”之象，读书太用力了，堪称艰苦卓绝，跟理学家那种优游的读书方式不一样。
张载是知道自己天资并不如同时代的那些天才们的，所以勤奋便成了他最大的依仗，勤能补拙这个词语也是最早出自这个时期。
1057年，嘉佑二年，张载参加科举。考中了，登上了传说中的“千年科举龙虎榜”。
那一榜中进士的人，除了张载，还有苏轼兄弟、曾巩兄弟、章惇、程颢等等，一个个如雷贯耳，人中龙凤。
那一年，张载已经38岁，在上榜的牛人中属于超大龄考生，仅比经历更苦逼的曾巩小一岁。
但苦读出身的张载，总算熬出头了。考完后，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坐虎皮椅子，开坛讲易经，名动京城。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两个表侄——程颢、程颐兄弟。经过一番秉烛夜谈，第二天，张载对他的听众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此言一出，二程名声大震。张载虚怀若谷，由此可见一斑。
1068年，登基不久的年轻皇帝宋神宗召见王安石，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直接说，唐太宗这种级别的帝王就不要学了，咱要干就直接对标尧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
第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着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推荐理由是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
也就是说，在张载50岁这一年，他已在帝国思想界奠定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程颐的说法，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
从接受范仲淹的劝告算起，至此时，历经整整30年的苦读，张载终于开山立派。他创立的门派，后来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一起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
大秦
秦始皇嬴政站在巍峨的宫殿前，目光凝视天幕，眉头微皱。
“勤能补拙？”他低声自语，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朕横扫六国，靠的是铁血手腕，岂是靠这等苦读之功？”
但当他看到张载38岁才中进士，却仍坚持不懈时，眼中闪过一丝复杂。
“此人倒是有几分毅力，”嬴政转身对冯去疾道，“传令下去，凡我大秦学子，需以勤学为本，懈怠者，罚！”
冯去疾躬身应诺，心中却暗自感慨：“陛下虽不屑，却也被张载之勤所动。”
汉朝
刘彻的目光从天幕上收回，心中一时思绪万分：“张载此人，虽非天才，却以勤学苦读成就一代宗师。朕出身寒微，历经磨难，深知勤能补拙之理。他38岁方中进士，却能虚心向晚辈二程请教，此等胸襟，实为难得。”
他回过神来，对自己的宰相上官仪说道：“朕欲在太学立一碑，刻'勤能补拙'四字，以激励天下学子。你意下如何？”
上官仪躬身回答道：“陛下圣明。张载虽非天才，却以勤学苦读成就一代宗师，此正合陛下重教化、兴文治之策。”董仲舒的级别是上不了朝廷中枢的。
“且陛下如今提倡兴儒教，而张载此人正是后世儒学的大家，提倡其言行，更恰其道也！”
刘彻微微颔首，道：“传旨，着令太常寺编纂《勤学录》，以天幕上张载的言行故事为依据，再收集天下勤学苦读之士的事迹，颁行天下，以励学子。”
刘彻的目光望向殿外，仿佛已经看到了莘莘学子刻苦勤奋读书时的样子了，“朕在历史上太过于重于武事，耽搁于文治，如今朕也要好好的兴教化，为大汉储备更多的良才啊！”
“这才是真正的为万世致太平吧！”
【宋神宗听说帝国还有这号人物，赶紧召见。像问王安石一样，皇帝也问了张载治国之道。
没想到，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对标最高标准开始干。
张载的原话是：“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皇帝听完，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兴奋。这说明当时帝国最聪明的脑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一年后，1070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宰相，拉开了变法序幕。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根据张载弟子吕大临的记述，王安石主动向张载发出邀请，张载答复说：
“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就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啥意思？变法我是支持的，但你要与人为善，大家商量着来就没问题；如果强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干，那可不行。
也就是说，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
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张载也属于变法派，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过于激进，这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
最终两人“语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悦”。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
针对这次人事安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张载这么厉害的人，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
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
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于是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产”的优秀继承人。
具体来说，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
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王安石在帝国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
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两次获得皇帝召见，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但从未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
然而，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也无法阻止张载践行自己的变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
这些效仿三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反观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一代改革家的政治生命，悲情告终。
相比之下，张载辞官后还能孜孜于自己的变法试验，在勇气上是否已经超越王安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