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620年）冬，正值唐高祖李渊经略中原之际，颉利可汗遣使抵达长安，向唐朝通报其前任国王处罗可汗薨逝的消息，高祖按照此前对待始毕可汗丧事的规格（始毕可汗于武德二年四月去世），举行了相应的吊唁礼仪。
处罗可汗出生不详，卒于620年，原名阿史那·俟利弗设，是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第三子，始毕可汗之弟，颉利可汗之兄，其生平贯穿隋末唐初的乱世，既是突厥汗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原政权更迭的重要见证者。
作为游牧帝国与农耕文明碰撞的亲历者，他的一生交织着草原部落的权力斗争、隋唐易代的政治博弈，以及跨地域的文化互动，在《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留下了复杂的历史剪影。
处罗可汗生于突厥王庭，其父启民可汗在位期间（599—609年）因部族内乱投靠隋朝，受隋文帝册封，开创了突厥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少年时期的处罗随父兄频繁出入长安，亲历隋朝“圣人可汗”时代的强盛，这种经历使其对中原制度与军事战略有直观认知。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至突厥牙帐，启民可汗率诸子跪迎，《隋书·北狄传》记载“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处罗与兄长始毕、咄苾皆列席其间，展现出突厥贵族对隋朝表面臣服下的隐忍。这种早期经历为其日后处理与中原势力的关系埋下伏笔。
大业十一年（615年），始毕可汗趁隋末民变脱离隋朝控制，率十万骑围隋炀帝杨广于雁门，突厥重归独立。处罗作为王族核心成员，参与了对隋边境的多次袭扰，逐渐积累了军事声望。
武德二年（619年），始毕可汗病逝，突厥汗位继承陷入短暂动荡。按突厥“兄终弟及”的传统，处罗本应继位，但其侄什钵苾（始毕之子）却得到了部分贵族的支持，很快形成内部权力竞争。《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国人议立咄苾，以其母贱，众不服”，最终在隋朝义成公主（启民可汗之妻）干预下，处罗得以上位。
义成公主作为隋朝宗室女，自开皇十九年（599年）和亲突厥，先后嫁启民、始毕、处罗、颉利四可汗，历经四任可汗，在汗庭中保持有重要影响力，她凭借国母级别的政治手腕，迅速成为突厥内部亲隋势力的核心人物。之后，更是以继母身份力排众议，推动处罗继位。
处罗可汗继位后，继续延续突厥扶植中原割据势力的策略，但相较于始毕可汗的灵活务实，其政策更显激进。他先是接纳义成公主为妻，通过政治联姻巩固自身地位，同时积极收拢隋朝遗臣，迎接隋炀帝遗孀萧皇后及齐王杨暕遗腹子杨政道至定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重新建立起隋室傀儡政权，《资治通鉴》载“处罗以政道为隋王，中国士民没于虏者，悉配之以为部落，行隋正朔，置百官”，史称“后隋”。
他的这一举措具有双重政治意图，一方面以“存亡继绝”之名获取干预中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吸引北逃士民来增强突厥的实力。《旧唐书》详载此事“处罗可汗将杨政道立为隋王，中国士民在北者悉配之，行其正朔，置百官，皆依隋制”印证了该政权的实际运作，其官僚体系完整，甚至设有尚书省、门下省等中枢机构。
处罗可汗在位期间（619—620年），中原正值李唐、王世充、窦建德等势力混战。他采取“联隋抑唐”策略，通过扶持杨政道政权，收拢河北、山西地区的隋朝旧臣与反唐武装。武德三年春，处罗联合割据马邑的刘武周，欲南下攻取并州（今太原），《新唐书·突厥传》详述其军事布局：“处罗谋取并州置杨政道，群臣谏，不听，方遣突利与武周合。”
之后，其扶植的小股割据势力张举于当年（620年）八月投降了唐朝，刘旻于九月投降唐朝。
张举是隋末群雄之一，活动于山西北部或河套地区，依附突厥势力。武德三年（620年）八月，在唐军平定刘武周后，张举率部投降唐朝。其投降与刘武周势力崩溃直接相关（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尉迟敬德败亡后，突厥支持的割据力量瓦解）。史书未载其降唐后的官职或后续事迹，可能因实力较弱未被单独列传。
刘旻亦是隋末地方豪强，为山西或陕西一带割据者，与梁师都、突厥关系密切。武德三年（620年）九月，继张举之后投降唐朝。李世民在击败刘武周后，开始策划北攻梁师都，其投降时间紧接唐军对梁师都的军事压力。与张举类似，史书未载其后续活动，可能降唐后被收编或遣散。
张举、刘旻的投降是唐初统一战争的关键节点之一，武德三年四月，刘武周被突厥抛弃后逃奔突厥被杀，其部众瓦解。张举、刘旻作为突厥在山西的代理人，投降标志着突厥对河套以南控制力的削弱，引发梁师都恐慌（梁师都是当时突厥在陕北的唯一代理人），二人投降后，唐军得以集中力量对付梁师都，
梁师都得知张、刘投降唐朝后，大为恐惧，连夜召集心腹将领陆季览、辛獠儿等人密议，试图借突厥之力反制唐朝。
梁师都拍案而起，须发皆张，说道：“张举、刘旻这两个叛贼！竟敢背我投唐……如今朔方人心惶惶，若突厥再疑我无能，我等头颅怕是要挂在长安城门上了！”
陆季览抚须沉吟，目光阴鸷，沙哑着嗓音道：“主公勿急。突厥人向来贪利忘义，处罗可汗正需立威。我们不妨将计就计，就说李渊已调集陇右精兵，欲北渡黄河直捣定襄（突厥牙帐），再许以河东钱粮女子尽归突厥，如此一来，处罗岂能不动心？”
辛獠儿听后，冷笑着插话道：“陆兄此计虽妙，却不够狠！依我看，不如再添一把火，就说刘武周旧部暗中联络唐朝，欲献马邑于李渊。突厥若失马邑，漠南屏障尽丧，牛羊马场皆成唐军演武之地！”
梁师都踱步至帐外，望着漠北风沙，良久方转身回帐：
“好！你二人即刻备下金帛、骏马，再选百名汉女充作‘贡品’。明日随我亲赴定襄！记住，见了处罗，须哭诉李渊‘暴虐无道，欲灭华夷之别’，再提当年启民可汗受隋朝册封之旧事，突厥人最恨别人说他‘非正统’！”
陆季览忽压低声音说道：“主公，属下还有一策：可散播谣言，称李世民在灵州私铸‘受降城’碑文，上书‘擒处罗者封王’。突厥贵族必怒，届时何愁突厥不挥师南下？”
梁师都听后抚掌大笑，目露凶光道：“妙极！汉人有句话叫‘借刀杀人’……传令下去，凡军中与唐廷有书信往来者，皆绑送突厥为奴！咱们要让处罗明白，这朔方之地，唯有我梁师都，才是突厥最忠实的‘胡马向导’！”
随即，梁师都便派遣其尚书陆季览游说突厥处罗可汗道：“近来中原陷入战乱，分裂为多个政权，彼此势均力敌、力量薄弱，因此都向北方突厥称臣归附。如今定杨可汗（刘武周）已然败亡（刘武周于当年四月败亡），天下即将全被唐朝占据。梁师都即便灭亡也无怨言，只是担心接下来就会轮到可汗您了。不如趁唐朝尚未完全平定天下，向南夺取中原，效仿当年魏道武帝的策略。我们梁师都军队愿作为向导！”
处罗可汗继位（619年）以来，一直面临着三重压力，首先便是经济危机，突厥当时连年雪灾，“六畜多死，国中大馁”，急需通过战争掠夺资源。而且其部落离心严重，面对薛延陀、回纥等铁勒部族的反叛，契丹、奚等附庸动摇，军事胜利可震慑诸部。再者他一继任便面对着内部权力斗争，处罗得位依赖义成公主支持，但其弟咄苾（颉利可汗）势力渐强，已威胁到其权利地位，亟需战功巩固权威。
梁师都使者陆季览提出的南侵中原既能掠夺财富缓解经济困境，又能通过战争整合内部势力，可谓“一石三鸟”，处罗可汗果断采纳了此建议。
陆季览走后，处罗可汗立即召集各部贵族首领商议此事，他计划分兵四路，令莫贺咄设率军从原州（今宁夏固原）南下；泥步设与梁师都从延州（今陕西延安）进军；处罗可汗亲自率部从并州（今山西太原）进入；突利可汗联合奚、霫、契丹、靺鞨等部族自幽州（今北京一带）南下。同时，他还欲借“报隋朝旧恩”之名，攻占并州（唐朝河东重镇）用以扶持杨政道，但突厥贵族担忧此举将激化与唐朝矛盾，引发全面战争。
牙帐内，处罗可汗高坐在狼皮王座之上，手握金杯，目光扫视帐内缓缓说道：“杨政道乃大隋正统，如今蜷居定襄，岂能长久？并州富庶，又是隋朝旧地，我突厥铁骑若取之，既可安顿隋室遗脉，又能震慑李渊，此乃一举两得！”
阿史那·思摩是主和派老臣，只见他抚胸行礼，语气凝重道：“可汗！并州是李唐龙兴之地，驻有李唐三万精兵，城高粮足。我军若强攻，即便拿下，也要折损无数儿郎……更怕那李世民趁机出雁门断我归路，到时漠南牧场恐遭唐军焚掠啊！”
主战派年轻将领执失思力按刀上前，声如洪钟道：“思摩长老怎如此怯懦？去年我们刚破马邑，唐军望风而逃！如今李渊正与刘黑闼在河北厮杀，并州空虚，此时不取，更待何时？至于杨政道，让他做个傀儡便是，汉人最吃‘正统’这套！”
汉人谋士赵德言是原隋朝降臣，此时阴恻恻的插话道：
“可汗圣明！当年启民可汗落魄南投，隋文帝不仅助其复国，还嫁义成公主，此等恩义突厥岂能忘却？今扶杨政道入并州，正是昭告天下：突厥才是中原正统的护佑者！李渊篡隋自立，必失人心……”
处罗之弟阿史那·社尔皱眉打断了他的话，训斥道：
“赵德言！你张口‘正统’，闭口‘人心’，可曾想过草原儿郎为何要替汉人流血？杨政道若真得了并州，难道会甘心做突厥的狗？只怕转眼便与李渊暗通款曲！”
处罗可汗看着众人争论不休，猛掷金杯在地，怒喝道：
“够了！当年我父汗被都蓝可汗追杀，若无隋朝兵马钱粮，早成一堆白骨！这恩情是刻在狼神山上的！”他随即指向帐外，继续言道，“如今隋室绝嗣，唯留杨政道一脉，我突厥若不扶持，草原诸部谁还信我‘重义’之名？明日点兵五万，直扑并州，谁敢再谏，按扰乱军心论处！”
突厥处罗可汗不顾贵族群臣反对，执意推行“攻取并州以安置杨政道”之策，此举名义上宣称“报隋朝旧恩”（其父启民可汗曾因突厥内乱逃亡隋朝，得隋文帝资助复国），实则欲借隋室旗号介入中原，扩大突厥对河东地区的控制。然而，以阿史那思摩为首的突厥贵族强烈反对，认为并州驻有唐将李仲文重兵，且“悬军深入，粮运阻绝，恐非万全之策”。处罗却以“此恩不可忘”为由，强行调集兵力，准备联合梁师都等割据势力筹备南征。
然而，处罗可汗的军事计划尚未实施，便突遭变故。史载其“将出师，遇暴疾而卒”，从发病到死亡仅数日，病程极短。关于病因，正史记载较为模糊，《隋书·北狄传》称其“忽呕血不止”，《旧唐书·突厥传》仅以“暴疾”概括。结合突厥贵族普遍酗酒的习俗（《新唐书·突厥传》载处罗“性素沉湎酒色”），现代学者推测其可能死于急性肝病或心血管疾病。另有史料提及当时漠北“久雨，卒大疫，死者甚众”（《隋书·北狄传》），或暗示处罗感染了流行性疾病。
处罗生前欲立儿子奥射设，但义成公主以“奥射设丑弱，不类可汗”为由反对，处罗卒后，义成公主支持其弟咄苾（继位后称颉利可汗）继位。现代学者吴玉贵在《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指出，处罗之死极可能是突厥亲唐派与亲隋派博弈的结果，义成公主为确保自身在突厥的政治影响力，其一直想要重新恢复隋朝统治，便选择更具进攻性的颉利可汗继位，而处罗对中原的怀柔政策已不符合突厥贵族利益。
义成公主作为隋朝遗脉的核心维护者，长期致力于联合突厥反唐，其“在虏庭有宠，突厥法令多由其出”。然而，史书从未记载她与处罗之死存在直接关联。所谓“义成公主以五石散毒杀处罗”之说，实为后世附会，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提及此传闻，但明确指出：“义成素欲存隋，处罗方行其志，岂有害之之理？”，五石散（寒食散）盛行于魏晋，至隋唐时已趋衰落，且主要流行于中原士族阶层，突厥医药体系以萨满巫术与草原草药为主，未见贵族服用五石散的记录。
处罗之死的直接影响是迫使突厥开始战略转向。颉利可汗放弃攻取并州的计划，转而利用杨政道政权固守定襄，同时频繁南下劫掠唐境。
与此同时，处罗死前对漠北诸部采取分化策略，对反叛的薛延陀、回纥等铁勒部落实施军事打击，《旧唐书》称“处罗发兵击薛延陀，大破之”，而对契丹、奚等部则通过联姻笼络，依旧维系突厥在草原的霸权。
处罗可汗的短暂统治虽未能逆转突厥衰势，却深刻影响了7世纪初的东亚格局。他扶植的“后隋”政权成为突厥干预中原的跳板，隋朝后裔杨政道部众后被唐太宗收编为“蕃口”，加速了胡汉融合；其对隋制的模仿，如“突厥始立长史、司马，盖拟夏官”，客观上推动了草原政权的官僚化尝试。
然而，其战略局限性亦显露无遗，处罗可汗过度依赖隋朝残余势力，未能有效整合草原诸部，导致突厥在颉利时代陷入“诸部离心，频年大雪，六畜多死”的困境。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东突厥汗国灭亡，而这一结局的伏笔，早在处罗时代已然埋下祸根。
历史长河中，处罗可汗的形象常被颉利的锋芒遮蔽，但其作为隋唐易代的亲历者、游牧文明转型的探索者，其经历和政治行为仍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他的一生折射出草原帝国在传统部落制与中原集权模式间的摇摆，其政治抉择既受制于突厥贵族的利益博弈，亦被裹挟于中原王朝更迭的洪流。从长安朝觐的王子到定襄城里的“隋王”庇护者，从雁门之围的参与者到唐突对抗的策划者，处罗可汗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紧密交织，成为中古东亚多元文明碰撞的生动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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