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隋炀帝时期司天监丞，其名因参与历法修订而载于《隋书·律历志》，虽无系统传记留存，但其职务轨迹与隋代天文历法的关键变革深度绑定，成为见证那个科技发展与政治博弈交织时代的重要人物。作为执掌天文历法的核心僚属，他的工作不仅关乎农时与祭祀，更折射出隋代天文观测体系的成熟与学术传承的脉络。
关于徐方的家世与早年经历，史无明载。结合隋代太史监（后改司天监）的选官传统推测，他大概率出身于天文历法世家或具备深厚算学功底的士人阶层。隋初设太史曹隶秘书省，置令、丞各二人，炀帝大业三年改太史局为监，升令为正五品，减丞为一人，徐方所任司天监丞为从七品下，需精通天文观测、历法推算与仪器使用，非长期钻研此道者难以胜任。其任职资格印证了他在天文历算领域的专业积累。
徐方的核心职责围绕历法修订与天文观测展开。隋代司天监承继前代制度，掌“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兼管漏刻计时与吉凶占验，相当于现代天文台与气象局的结合体。作为监丞，他上承司天监令的决策，下领天文博士、历生等属员，既要主持日常星象观测、记录日月运行数据，又要参与历法的编纂与修订，是连接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关键枢纽。这一角色在隋炀帝推动历法革新的背景下更显重要——当时因前代历法误差渐显，修订新历成为朝廷要务。
徐方参与的历法修订工作，处于隋代历法发展的关键节点。隋初沿用北周《丙寅元历》，误差频发，先后有张宾制《开皇历》、刘焯创《皇极历》、张胄玄编《大业历》等重要实践。其中刘焯的《皇极历》首次采用日、月视运动不均匀性理论与定朔法，精度远超前代，却因政治排斥未获施行。徐方参与修订的历法，大概率是炀帝时期最终颁行的《大业历》。这部历法由张胄玄在刘焯死后修订而成，虽对《皇极历》多有借鉴，却未完全采纳其先进成果，徐方作为监丞，需在理论传承与官方要求间寻求平衡，既要整合历代观测数据，又要解决平朔改定朔带来的“大小月连出”等技术难题。
在修订过程中，徐方需处理多重学术与技术挑战。他需主持校验前代历法的误差，如依据“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的发现，修正太阳运行轨迹的计算模型；还要参考28宿黄道度的实测数据，结合刘焯提出的黄道岁差概念，调整节气推算的基准。当时观测依赖浑仪、漏刻等仪器，徐方需确保仪器校准精准，其主持记录的天文数据，为《大业历》确定“岁差75年差1度”等关键参数提供了实证支撑——这一数值虽略逊于刘焯的研究，却仍比西方同期测算更为精准。
徐方的命运与隋代王朝兴衰紧密相连。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后，司天监的天文官员多为新朝留用，但史书中未明确记载徐方的结局。结合唐初历法发展来看，其参与修订的《大业历》因精度不足，很快被唐初傅仁钧的《戊寅历》取代，但他积累的观测数据与推算经验，间接为唐代历法革新奠定了基础。李淳风编撰《麟德历》时，便大量借鉴了隋代历法成果，其中或许就有徐方等人的贡献。
作为隋代天文官员的代表，徐方的价值远超个体生平本身。他是刘焯、张胄玄等历法大家学术成果的实践者，推动了定朔法等先进理论的落地；他的工作见证了隋代天文机构从“太史监”到“司天监”的制度演变，反映了古代科技官僚在政治体系中的独特角色。尽管史料零散，但从《隋书·律历志》的只言片语中，仍能勾勒出这位幕后学者以算学为刃、以星象为镜，在时代洪流中守护历法精准的专业形象，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不可或略的微观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