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里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火车站值班室第二次擦拭那本写着末班列车时刻表的账本时，他分明看见日历停在1985年3月15日，就像被冻住的苍蝇粘在琥珀里。温度计的水银柱早就缩回了球泡，只有灰白的蒸汽从锈迹斑斑的暖气管缝隙里渗出，在墙上结出冰晶的蕨类植物纹样。这纹样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不断生长、蔓延，像无数细小的白色手指在墙面上爬行，又像被冻僵的血管在墙皮下搏动。基里尔伸出冻得发紫的手指，轻轻碰了碰那冰晶的脉络，指尖传来一阵刺骨的寒意，仿佛触到了某个死者的皮肤。
薇拉那丫头今天又没从医院回来。基里尔对着账本嘟囔，声音干涩得如同枯叶在风中摩擦。账本的纸张发出类似老人痰音的沙沙声作为回应，那声音竟带着一种诡异的节奏，像在模仿他说话的口型。他摸了摸兜里那张皱巴巴的《真理报》，上面用红笔圈着最后审判委员会通告：所有未经登记的最后一次均属非法。这通告五个月前就贴在镇公所门口，像一块腐肉贴在冻疮上，现在被某个聪明人用来包了黑面包，正好裹着基里尔明天的早餐。他能想象那黑面包的滋味——粗粝的麸皮混着油墨的苦涩，还有通告上二字的铅味。
医院的方向传来可疑的寂静。基里尔记得昨天这个时候，薇拉·基里尔洛夫娜应该正把第三瓶生理盐水挂进铁架，那些液体会滴成完美的椭圆形，像一排排被冻僵的乌鸦。但现在只有风卷着雪粒敲打铁皮屋顶的声音，间或夹杂着远处拖拉机站传来的、类似骨头折断的脆响。这声音让他想起1941年冬天，德军轰炸机掠过斯摩棱斯克上空时，那些被震碎的窗户发出的哀鸣。那时薇拉的母亲，他亲爱的柳芭，正怀着六个月的身孕，躲在防空洞里，手指死死掐进掌心，为了不让自己因疼痛而尖叫。后来柳芭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像一片枯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薇拉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防空洞的角落里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基里尔推开医院的木门时，门楣上突然滴下一滴冰水，正好落在颈窝里。这不对劲——室内不该有液态水。更不对劲的是，薇拉常用来换药的铁托盘倒扣在地上，边缘结着淡粉色的冰，好像有人把草莓酱混进了碘酒。基里尔蹲下身，发现托盘底下压着张处方签，上面用紫墨水写着：薇拉·基里尔洛夫娜，最后一次领取阿司匹林，1985年3月14日17:42。那字迹他再熟悉不过，是薇拉的——圆润中带着一丝倔强的倾斜，就像她小时候学写字时，他握着她的小手一笔一划教出来的模样。他记得薇拉七岁那年发高烧，他抱着她跑遍整个镇子找医生，最后在一个老神父的地下室里找到了退烧药。老神父用颤抖的手写下处方，薇拉就在旁边，睁着大眼睛，学着神父的样子在废纸上涂鸦。如今，这同样的字迹，却宣告着最后一次。
你在找那个护士？声音从背后传来时，基里尔正把手指伸进托盘底下摸索，试图触碰那张处方签的边缘。他转身看见个穿驼毛大衣的女人，大衣领子上别着枚奇怪的徽章——是枚正在融化的钟表，表盘上的罗马数字像蜡油一样流淌下来，凝固成诡异的形状。她昨天登记了最后一次见面，女人咳嗽着说，吐出的白气在空中凝成冰碴，像一串微型的水晶吊灯，和外科医生娜杰日达的最后一次争吵，和救护车司机瓦西里的最后一次握手，还有...她突然凑近，基里尔闻到她呼吸里有股甜腻的腐臭味，像放久了的甜菜根混着伏特加，和你喝最后一次伏特加的预约。
基里尔的心脏猛地一缩。他想起三天前，薇拉下班回来，围巾上还沾着医院的消毒水味。她坐在厨房那张瘸腿的木桌旁，用冻红的手指卷着烟，烟丝从指缝间漏出来。爸爸，她突然说，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什么，等这个月结束，我们喝一杯？就像...就像以前那样？基里尔当时正忙着修理收音机，头也没抬：行啊，丫头，等你有空。他随口应着，心思全在那台罢工的明斯克-201收音机上，想着明天能不能从邻居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那儿借点零件。现在想来，那根本不是的问题——薇拉是在预约最后一次。
你是什么人？基里尔声音嘶哑地问，手指不自觉地摸向胸口，那里贴身藏着薇拉出生时的胎发，用一条褪色的红丝带系着。
女人笑了笑，露出几颗发黑的牙齿：最后审判委员会的登记员，玛琳娜·彼得罗夫娜。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皮夹，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薇拉，穿着护士服，站在医院门口的雪地里，笑容像初升的太阳。你女儿很特别，玛琳娜的声音突然变得柔和，她登记了三十七次最后一次，比镇上任何人都多。最后一次...是昨天下午。
最后一次什么？基里尔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玛琳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小瓶伏特加——是薇拉最喜欢的斯大林格勒牌，标签上印着坦克和镰刀。她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还有这个。她递过一张折叠的纸，是张普通的处方签，背面用紫墨水写着：亲爱的爸爸，当你看见这个，说明我的最后一次呼吸已经被合法征收。记得检查你火车站的钟表，昨天我偷偷把它调到了临界值...
基里尔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那张纸。他想起昨天傍晚，薇拉来火车站接他下班，围巾在寒风中像一面小小的旗帜。她站在月台上，跺着脚取暖，呼出的白气在夕阳下闪闪发亮。爸爸，她说，你的钟表好像慢了。她踮起脚，用冻红的手指轻轻碰了碰火车站高悬的挂钟。基里尔当时正忙着清点行李，随口应道：慢就慢吧，反正列车时刻表也没人信了。现在想来，那不是的问题——薇拉是在把时间推向临界值。
什么是临界值？基里尔问，声音像被砂纸磨过。
玛琳娜耸耸肩，驼毛大衣发出窸窣的响声：最后一次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你女儿很聪明，她知道委员会的规则——所有最后一次必须精确到秒，不能有模糊地带。她收起照片和伏特加，转身要走，又停住，哦，对了。她最后登记的最后一次，是和你。就在她走进医院大门前。
基里尔回到火车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煤油灯的火苗在穿堂风中摇曳，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像一个不断重复的噩梦。他爬上值班室的梯子，仔细检查那座挂钟——铜制的表盘已经氧化发黑，指针却异常光亮，像是被什么人反复擦拭过。他拿出螺丝刀，小心翼翼地卸下表盘。在机芯深处，他发现了一小片薇拉常用的紫墨水痕迹，还有一根极其纤细的银色发丝——是薇拉的，他认得那独特的浅金色。在发丝缠绕的齿轮上，刻着一行几乎看不见的小字：爸爸，时间不是直线，是圆环。
他颤抖着把表盘装回去，指针重新开始走动，但节奏异常——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像是有人在模仿心跳，却故意漏掉一拍。基里尔突然明白了：薇拉把钟表调到了临界值，一个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的缝隙。在这个缝隙里，最后一次第一次重叠，时间开始循环。
火车站的回魂夜发生在三个星期后。那天基里尔发现铁轨开始渗出暗红色液体，不是铁锈，而是带着体温的血。他顺着铁轨爬到镇中心，看见最后审判委员会的办公室亮着煤油灯——那栋建筑本不该存在，昨天还是片堆满冻白菜的空地。窗玻璃上晃动着几个无脸人的剪影，他们正把一摞摞卡片塞进燃烧的壁炉，每张卡片都发出类似婴儿啼哭的噼啪声。
基里尔躲在一堵半塌的砖墙后，冻得牙齿打颤。他看见玛琳娜·彼得罗夫娜从办公室出来，驼毛大衣在寒风中鼓动，像一只巨大的乌鸦。她手里捧着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满了卡片。基里尔认出那是薇拉用过的处方盒，边缘已经生锈。玛琳娜走到空地中央，把盒子放在雪地上，然后从大衣里掏出一小瓶伏特加，浇在盒子上。她划了根火柴，火焰腾起的瞬间，基里尔听见了薇拉的声音，清晰得如同在耳边：
爸爸，我们总把最后一次当作寻常，就像把子弹当作纽扣。
火焰中，卡片上的字迹在高温下显形——全是薇拉的签名，每一张都标注着不同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换药、最后一次量血压、最后一次看日出...基里尔数着，泪水在脸上结冰。当数到第三十七张时，他认出了上面薇拉歪歪扭扭的签名。卡片在火焰中卷曲，显出用隐形墨水写的附言：亲爱的爸爸，当你看见这个，说明我的最后一次呼吸已经被合法征收。记得检查你火车站的钟表，昨天我偷偷把它调到了临界值...火焰突然爆发出孔雀开屏般的蓝色，基里尔踉跄着后退，踩碎了某段正在结晶的记忆。
他跌坐在雪地里，手指无意识地摸向胸口——那里贴身藏着的胎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小小的纸片，展开后是薇拉的字迹，和医院处方签上一模一样，但内容不同：我们总把最后一次当作寻常，就像把子弹当作纽扣。但爸爸，子弹射出前，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打中谁。
基里尔突然明白了薇拉的用意。她不是在逃避最后一次，而是在挑战它。她登记了三十七次最后一次，不是因为绝望，而是为了证明：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每一次相遇也都可能是第一次。在时间的圆环里，没有真正的终点。
他挣扎着站起来，朝火车站走去。铁轨上的血迹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条红色的丝带。当他推开值班室的门时，发现里面坐着一个人——薇拉，穿着护士服，围巾上沾着雪花，手里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爸爸，她笑着说，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了你好久。
基里尔站在门口，浑身发抖。这不是幻觉——薇拉的呼吸在冷空气中形成白雾，围巾上的雪花正在融化。他慢慢走近，伸手触碰女儿的脸颊，指尖传来真实的温度。
你...你怎么...
薇拉把茶杯递给他：我登记了最后一次回家，但委员会搞错了。他们以为最后一次就是结束，却不知道在临界值上，结束就是开始。她指了指墙上的挂钟，指针正以诡异的节奏跳动，时间不是直线，爸爸。它是个圆环。
基里尔喝了一口茶，是薇拉小时候最爱的甜菜根茶，带着淡淡的蜂蜜味。那些卡片...火中的...
只是影子，薇拉说，委员会烧掉的只是记录，不是真实。真实在这里。她握住父亲的手，放在自己胸口，心跳还在，爸爸。这就是第一次。
就在这时，火车站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基里尔冲到窗前——没有火车，只有漫天风雪。但汽笛声越来越近，带着一种奇异的节奏，像是心跳，又像是挂钟的滴答。
它来了，薇拉轻声说，末班列车。
基里尔转身想问什么，却发现值班室里空无一人。只有那杯甜菜根茶还在桌上冒着热气，墙上挂钟的指针停在17:42。他冲出火车站，风雪中，他看见一列古老的蒸汽火车正缓缓驶来，车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车窗里透出昏黄的光。车头挂着一块生锈的牌子，上面用紫墨水写着：末班列车，终点：临界值。
基里尔跑向月台，心脏狂跳。车门打开，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座位上放着一张处方签。他捡起来，上面是薇拉的字迹：爸爸，上车吧。这不是终点，是圆环的起点。记住，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但每一次呼吸也都值得认真对待。
他踏上列车，车门在身后关上。火车缓缓启动，穿过风雪，驶向未知的黑暗。基里尔坐在空荡的车厢里，看着窗外飞逝的雪景，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他摸了摸胸口，那里不再空空如也——薇拉的胎发回来了，还带着淡淡的体温。
在列宁格勒的某个角落，一个叫尼古拉的年轻人正推开医院的门，门楣上滴下一滴冰水，落在他的颈窝里。他蹲下身，看见地上倒扣的铁托盘，边缘结着淡粉色的冰。托盘底下压着张处方签，上面用紫墨水写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最后一次换药，1985年3月16日09:15。
而在另一个火车站，一位老人正擦拭着末班列车时刻表，日历停在1985年3月15日，像被冻住的苍蝇粘在琥珀里。温度计的水银柱缩回了球泡，只有灰白的蒸汽从暖气管缝隙渗出，在墙上结出冰晶的蕨类纹样。
时间是个圆环，而我们总在圆环上寻找直线。那些被我们随手推开、毫不在意的最后一次，其实早已悄悄埋下了第一次的种子。当火车驶向临界值，当钟表指向17:42，当紫墨水在处方签上干涸——我们才恍然大悟：生活不在过去，不在未来，就在此刻，在每一次呼吸的间隙，在每一次触碰的温度里。
基里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坐在末班列车上，看着窗外飞逝的雪景，突然明白了薇拉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总把最后一次当作寻常，就像把子弹当作纽扣。但爸爸，子弹射出前，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打中谁——或者，会带回谁。
火车继续向前，驶向圆环的起点，驶向无数个可能的第一次。在列宁格勒的风雪中，在时间的缝隙里，在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此刻——生活，永远在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