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维斯亚沃斯托克从来都不是什么友善的城市。在这里，苏维埃的荣光与东正教的神秘主义在潮湿的空气里混合、发酵，酿出某种独特的荒诞气息……
这座城市建造在永冻土和古代坟墓之上，据说每当月光以某种特定角度照射海湾时，你能看见水底摇曳的死人手指——那是日俄战争时期被沉入海底的水兵，还在向着不存在的水面求救。街上同时飘扬着红旗与圣像，居委会主任一边收集教堂活动的举报信，一边偷偷往圣水瓶里灌伏特加。老太太们说这样能同时讨好上帝与党委书记，但更可能的是同时得罪两边。
伊万·伊万诺维奇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父亲是参加过柏林战役的老兵，一个膝盖里还留着德国人弹片的老英雄，母亲是集体农庄的挤奶员，两人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劳动竞赛中相识结合。伊万出生时正值古巴导弹危机，母亲在产房里听着防空警报的嘶鸣，助产士的手上还沾着给拖拉机加油的污渍。
伊万从小就与众不同。五岁时，他告诉幼儿园老师地下住着会唱歌的虫子，老师奖励他一个红星贴纸，却悄悄在记录本上写下“有幻听倾向”。十二岁那年，他在学校后院挖蚯蚓时挖出一枚锈蚀的日军徽章，当晚就发高烧说胡话，不停地用没人听懂的日语数数。
今夜他格外狼狈。工厂加班赶制出口古巴的鲱鱼罐头，工长许诺的加班费最后变成了一箱滞销的酸黄瓜。这些黄瓜正在他胃里发酵，混合着厂里免费提供的黑面包，转化成汹涌的尿意冲击着膀胱。他能感觉到每一寸尿道都在发出抗议的尖叫，就像生锈的水管在超压下呻吟。
“早知道该在厂里解决。”他悔恨地想道。可是厕所里贴着“严禁便溺”的告示——自从去年厕所隔间上出现了侮辱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反动标语，厂领导就关闭了所有厕所。
现在工人们都在后院围墙边解决，形成了一道黄色的冰瀑，春天解冻时能把人熏晕过去。
他窜进一条挂着“突击手巷”牌子的窄街。这儿本不该这么黑的，但路灯上星期就被孩子们拿弹弓打碎了灯泡。居委会大妈娜塔莎发誓要抓住捣蛋鬼，可她此刻正忙着给区委会主任的情妇送自酿的果酒——这是比维护公共照明更重要的事务，毕竟区委会主任决定着谁家能分到额外的取暖用煤。
空气中有种特殊的气味，是烂白菜、柴油和某种难以名状的腐败味道的混合体。伊万的祖母曾说这是“城市呼吸的味道”，但伊万总觉得这气味里有别的东西，某种活着的、正在监视着一切的东西。
就在伊万默诵共青团誓词分散注意力时，灾难发生了。他的左脚踩上个圆滚滚的物体，那东西猛地向下滑去，幸好只是虚惊一场——它卡在了井盖边缘。但金属碰撞的哐当声在静夜里如同爆炸，回声在狭窄的巷道里来回碰撞，仿佛有看不见的东西在互相传递这个消息。
“糟了！”伊万的心沉到谷底。他想起童年时在基辅奶奶家见过的恐怖场景：邻居老头踩翻井盖后，当晚就梦游跳进了第聂伯河。捞上来时尸体肚子涨得像气球，鼻孔里钻出许多透明的小虾...
更可怕的是奶奶的警告，她用那种只有说最可怕秘密时才用的嘶哑声音说：“井盖连着阴阳界！孙儿啊，每个井盖下面都有一本账，记着所有从这儿掉下去的东西。不只是雨水和垃圾，还有别的东西...五年计划完不成的冤魂、清理下水道时失踪的工人、还有斯大林时期被扔进窨井的...”
最后那个词奶奶没说完，只是划了个十字。但小伊万在噩梦中自己补全了——那些被扔进窨井的不是东西，是人。很多很多人。他们的灵魂现在还困在下面，抓着每一个经过的脚踝，想把活人拉下去作伴。
伊万战战兢兢地回头，看见井盖上印着的“1956年第二市政机械厂”字样正在反光。突然，他听见细微的刮擦声从井下传来——像是无数指甲在挠铁皮。这声音让他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种非洲蜈蚣，据说它们会在人耳里产卵...
“别走...”远处飘来的声音与井下动静重合在一起，“给我...”
伊万的血都凉了。他看见街角煤气灯下有个扭曲的人影——说人影不太确切，那东西的腰部以上完全折成直角，脑袋的位置却是个圆滚滚的铁球状物体。它在移动，但不是用走的方式，而是在地面上滑行，像是不受重力影响般飘忽不定。
“圣徒保佑！”伊万尖叫一声，扭头就跑。他的胶底靴在湿滑的鹅卵石上打滑，有两次差点摔进路边的排水沟。身后传来金属拖行的刺耳声响：哐啷，哐啷，哐啷。这声音有某种节奏，像是工业节拍器在打拍子。
“陪我修管道...定额完不成了...”
那声音越来越近，伊万甚至能听出立陶宛口音——众所周知，立陶宛人都是会巫术的！去年就有个立陶宛管道工被井盖砸死，尸体三天后才被发现，据说发现时他的眼睛不见了，眼眶里塞满了鲜红的辣椒——没人知道为什么。
伊万疯跑过空荡荡的中央广场。他能感觉到背后的空气变冷了，有一种像是生锈金属摩擦的特殊气味追着他。
“红色十月”杂货店的灯光像灯塔般拯救了伊万。他连滚带爬地冲进店里，撞翻了一筐土豆。守店的老太太玛尔法从针织毛衣里抬起头，眼镜片上反射出煤油灯的光晕。她看上去就像个知道所有秘密的女巫，包括那些最好永远不要被说出来的秘密。
“要买什么赶紧的，”她咳嗽着，声音像是生锈的门铰链，“克格勃的车刚过去，说不定又要戒严。上周他们就抓走了老米哈伊尔，只因他说梦话时提到了萨哈罗夫的名字。”
伊万趴在柜台上喘气，心脏跳得像是要冲破胸腔：“井盖...鬼...追我...”
玛尔法慢悠悠地擦着杯子，那只杯子脏得根本擦不干净：“西边新来的管道工吧？立陶宛人贾布里索维奇，老追着人要帮忙完成定额。”她突然压低声音，凑近伊万，呼出的气息带着腌鲱鱼和薄荷糖的味道，“听说他上个月在井下发现了1945年的日本兵尸体，自那以后就有点...你知道的。”她用手指在太阳穴旁边画了几个圈。
但伊万根本没在听。他的目光锁定在货架最高处的红色格瓦斯包装上！鲜红的颜色！就像乌克兰故乡结婚时盖井盖的红布！奶奶说过：“红色能吓退恶鬼，因为革命烈士的鲜血最克封建迷信！”她还说，红色是唯一能让那些东西迷惑的颜色，因为它们死时看到的最后颜色就是血红色。
“给我红纸！要最红的！”伊万掏出皱巴巴的三卢布，手指颤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玛尔法嘟囔着在柜台下翻找，最后找出一张包过咸鱼的红纸：“就这个了，上周包过鲱鱼，可能有点味道。”
伊万一把抢过红纸冲出店门，甚至没听见老太太在后面喊：“小心日本兵！他们说日语时就是在诅咒活人！”
他凭着记忆跑回事发地点，却惊呆了——井盖不见了！本该是下水道的地方现在竟是完整的沥青路面，连个裂缝都没有。雨水中漂浮着些奇怪的泡沫，闻起来像是硫磺混合着烂白菜的味道。伊万蹲下身触摸那片路面，竟然是温热的，像是下面有什么大型机械在运转。
“陪我完成定额...”那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这次近得像是有人贴着伊万的耳朵说话，他甚至能感觉到冰冷的气息吹进耳道。
伊万惨叫一声，手里的红纸掉进水洼。他发现自己犯了个致命错误——市政局上月就重新铺过这条路，新的下水道口在二百米外！所以他刚才踩的根本不是井盖？
恐怖的逻辑链在他脑中形成：如果踩的不是真井盖，那追他的就不是假鬼魂？奶奶说过“有些恶鬼会幻化成工程器械害人”！她说过一个故事：明斯克有个推土机司机轧死了人，后来那人的鬼魂就附在推土机上，每晚自己启动去轧过路人的床铺...
伊万再次狂奔起来。这次他朝着郊外的棚户区跑——那里虽然臭气熏天，但至少没有井盖！所有排泄物都直接排进海里，这是萨拉维斯亚沃斯托克穷人的唯一特权。他的肺部像着了火，腿软得像是煮过头的面条，但那可怕的金属拖行声始终跟在后面，不近不远，正好保持在他能听见的距离。
伊万瘫倒在垃圾处理站时，看着墙上的标语——无产阶级最光荣，感觉双腿都已经不存在了。尿意如同高压水枪般冲击着他的最后防线，他决定放弃挣扎。死亡或许都比这种折磨要好受些，至少死人不需要上厕所。
“就算被恶鬼抓走，也要先解放膀胱！”他颤抖着去解裤带，手指却不听使唤，纽扣像是被焊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那只冰冷的手拍在了他肩上。那不是活人的手——它的温度低于冰点，触摸方式像是医疗器械般精确而无情。尿液喷涌而出时，伊万听见身后传来疲惫的抱怨，那声音像是从深井里传来，带着空洞的回响：
“追了你八条街！我是市政局的管道工贾布里索维奇！”
煤油灯照亮了一张被生活压垮的脸：深陷的眼窝里嵌着浑浊的蓝眼睛，鼻头红得像熟透的草莓，工作服上沾着可疑的褐色污渍。那人举着个奇怪的铁盘，上面布满了精密的刻度表和闪烁的小灯：
“德国造的精密度量仪！全市就这一台！你一脚把它踢进下水道了！现在它卡在主管道里，正好堵在日本兵遗骸和主要流通管道之间！”
伊万懵了，大脑拒绝处理这些信息：“可是...井盖在动...还有蓝光...”
“那是沼气检测灯！井盖早被盗了！我正测量洞口尺寸好补新盖子！”管道工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带着明显的立陶宛口音，“这些井盖是特殊合金造的，黑市上值大价钱！上周就丢了三个，委员会认为是我监守自盗！”
“那立陶宛口音的鬼叫？”
“我在喊‘赔我仪器’！带立陶宛口音怎么了？维尔纽斯大学的高材生就不能来远东支援建设？”管道工的眼睛里闪着危险的光芒，“我在大学学的是流体动力学，不是来这鬼地方听你们嘲笑我的口音！”
伊万望着裤裆的尿渍，突然感到深深的绝望。所以根本没有恶鬼？一切都是自己的想象？但那种恐惧太真实了，就像冰冷的针头直插脊柱...
“怎么没有？”管道工突然压低声音，仿佛怕被什么听见，“计划委员会那帮人才是真恶鬼！明知下水道系统还是沙皇时期建的，非要我们报‘使用率达标’！”他掏出一叠表格，那些纸上沾着可疑的污渍，“看看这个月第几次事故了？再完不成定额，我们都得去西伯利亚挖土豆！”
两个男人在雨中对视，突然产生了奇妙的共情。伊万小心地问，声音还因恐惧而颤抖：“那仪器...很贵？”
“值两千卢布！德国货！要不是日本尸体卡住了主管道，我们也不需要用这个探测...”管道工猛地闭嘴，像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伊万想起杂货店老太太的话：“您真发现了日本兵？”
管道工脸色发白，雨水顺着他深深的皱纹流下，像是地图上的河流：“不止一个...下面起码有一个中队...1945年关东军撤退时被困在下水道里的...都变成白骨了还在行军...”他突然抓住伊万的手，那手的温度让伊万打了个寒战，“同志，您能不能帮我作证？市政局不肯信我的话！他们说我是因为压力太大产生了幻觉！”
伊万后退两步，踩进一滩不知是什么的液体中：“作什么证？”
“证明下水道里有日本鬼魂在完成军事任务！他们正步的声音每晚都从井口传出来！所以我才急着测量所有井口尺寸——不是为补盖子，是要用水泥封死所有出口！”管道工的眼睛瞪得极大，瞳孔在黑暗中放大得像两个无底洞。
雨越下越大。伊万看着管道工眼里的疯狂光芒，突然觉得也许奶奶说的没错：井盖确实连着另一个世界。只不过那个世界里不只有冤魂，还有没完没了的定额、撒谎成性的报告、以及永远填不满的官僚主义深渊。这种深渊比任何超自然现象都可怕，因为它真实存在，每天都在吞噬活人的灵魂。
“我会分期赔您钱。”伊万最终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但作证的事得找克格勃。”
管道工苦笑，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克格勃？他们早知道了！现在下水道里全是窃听器——既监听日本鬼魂，也监听活人！上周我还在37号井口发现了一个美国造的监听设备，委员会却让我保持沉默！”
伊万离开时，回头看见管道工正跪在雨中测量井口尺寸。而在更深的黑暗里，他似乎真的听见了隐约的正步声——啪，啪，啪，像是无数穿着军靴的脚在踏水前进。还有一种低沉的、用日语计数的声音，随着雨声飘进他的耳朵：“一、二、三、四...”
这件事过去一周后，伊万的生活恢复了原样。他白天在罐头厂装鲱鱼，晚上对着勃列日涅夫画像忏悔自己不该乱尿裤子。只有每月去邮局给管道工汇款时，他才会想起那个荒诞的夜晚。邮局职员总是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汇给市政局管道工程处的私人汇款，这可不常见。
直到某个加班夜，工长让他去仓库取酸黄瓜。在穿过厂区后院时，伊万又看到了那个印着“1956年第二市政机械厂”的井盖。这个井盖与众不同，它特别干净，像是有人经常擦拭，边缘还有新鲜的油渍。
鬼使神差地，他蹲下身摸了摸冰冷的铁盖。就在他手指接触表面的瞬间，井盖发出轻微的震动。下面传来模糊的声响，像是很多人在同时念经。伊万把耳朵贴上去，听见了难以置信的内容：
“…第五车间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二百…” “…申请劳动竞赛红旗…” “…批准伊万诺夫同志入党申请…”
他吓得跳起来。这分明是会上讨论的议题，可会议室在三百米外啊！而且这些讨论是半小时前才发生的，他路过时还听见党委书记在里面咆哮。
第二天伊万偷偷查阅了厂史档案，在标着“已销毁”的卷宗里发现一段被抹去的记录：1956年建设厂区时，曾把废弃的下水道改建成秘密会议通道——专供领导们逃避学习会使用。记录末尾有一行小字：“通道具有特殊声学特性，能传递声音至厂区各节点。”
当晚伊万带着螺丝刀回到井盖边。撬开盖子的瞬间，他看见了难以置信的景象：梯子下传开了模糊的报告声……通过针对日本鬼魂的监听，他们必须尽快做出一系列反制措施。
伊万轻轻盖上井盖，决定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他想起管道工的话：“克格勃在下水道里装满了窃听器。”现在他明白了，那些窃听器不光是监听鬼魂，更是监听所有活人——包括在井盖上方谈论鬼魂的活人。这个系统如此精密，如此庞大，以至于活人和死人、现实和幻想、真相和谎言全都混在一起，再也分不清了。
从那天起，伊万走路时总是踮着脚尖。他不仅避开所有井盖，连稍微像圆形的物体都不敢踩——铁皮罐、自行车铃、甚至太阳在水洼里的反光。工友们笑他得了井盖恐惧症，但伊万知道自己在躲避什么：他怕踩碎那个用谎言与红色标语编织的世界，那个真正存在于所有萨拉维斯亚沃斯托克井盖下的荒诞宇宙。
有时深夜失眠，伊万会爬到屋顶看城市夜景。他望着星罗棋布的井盖在月光下泛着幽光，想象着下面平行运转的世界：日本鬼魂在正步走，克格勃在监听，管道工在填报表，党委领导在秘密通道里喝酒。所有这些都被一层薄薄的铁皮盖着，全靠每个人的小心翼翼维持着不会塌陷。
而每当这种时候，他总会掏出钱包里那张被尿浸过的红纸。它现在已经褪色发白，但伊万仍能想起它曾经的鲜艳。他听说管道工贾布里索维奇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因为他坚持说日本兵鬼魂在通过下水道系统向外发送摩斯密码。
就在昨天，伊万经过那个井盖时，清楚地听到下面传来用日语说的几个字：“救救我们”。他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在这个城市，有些事情不知道反而能活得更久。他只是走得更轻了，避开所有井盖，所有的圆形物体，所有的反射面。
但有时在深夜，当他半梦半醒之间，似乎能听到细微的刮擦声从地板下传来，像是无数指甲在挠着什么硬物。还有一次他梦见奶奶，老人什么也没说，只是指着他的床下——那里有一个圆形的黑影正在慢慢旋转，像是等待开启的入口。
伊万知道，那个世界还在下面运转，等待着某个粗心的脚步，某次偶然的注视，或是某个再也承受不住秘密的重量而主动揭开井盖的人。而在那之前，他只会踮着脚走路，永远避开那些圆形的、可能是井盖的东西。
因为在这个被诅咒的城市里，最可怕的不是井盖下的东西，而是你知道它们存在，却假装它们不存在……才是萨拉维斯亚沃斯托克真正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