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座城市叫塔吉尔。这里的天空总被工厂的烟尘染成一种病态的灰黄色，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酸涩气味和黑色粉尘。街道宽阔但布局呆板，赫鲁晓夫楼斑驳的墙体与远处斯大林式建筑的尖顶古怪地混杂在一起，仿佛一个对自身历史感到困惑的巨人在沉睡中胡乱堆砌的积木。人们的面孔大多像未打磨好的木雕，带着一种被漫长冬季和沉重生活磨砺出的隐忍与淡漠。就是在这里，住着我们的主角，因德拉·伊万诺夫娜·彼得罗娃。
因德拉，正如故事里听来的那样，的确称得上肤白貌美。她的美不属于下塔吉尔，更像是在圣彼得堡宫廷画师笔下溜走的一抹亮色，不小心坠落在了这乌拉尔的工业灰霾之中。这种格格不入的美，或许本身就容易招致非常之事。
事情开始于两年前，一月份。那是北方的“狼月”，黑夜漫长而寒冷，呼吸能在窗玻璃上结出厚厚的白霜。因德拉第一次梦到了那个男人。
梦境并非起始于什么奇诡的场景，反而普通得令人不安。她仿佛只是在一个熟悉的城市公园——有点像下塔吉尔中心那个有着锈蚀长椅和光秃秃白桦林的公园——里，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他走过来，自然而然地开始与她交谈。梦中的逻辑如同浸了水的墨水般模糊，因德拉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何在此。他的面容笼罩在一层柔和的、令人愉悦却无法穿透的光晕里，看不清细节，只知道是个男子，身姿挺拔，穿着似乎很得体。他们像老朋友一样散步，聊着一些醒来后绝对记不清具体内容的闲话。气氛友好，甚至称得上愉快。然后，通常在她感到一丝疲惫，或是走到某张特定的长椅旁时，梦便恰到好处地结束了。
她醒来，室内是下塔吉尔黎明前深沉的蓝黑色，暖气片发出单调的嘶嘶声。梦境的残片异常清晰，不像大多数梦那样迅速消融于意识的阳光之下。她记得散步的路径，记得风吹过光秃树枝的声音，甚至记得那种轻松愉悦的情绪，唯独记不清他的脸和名字。她把这当作一桩趣闻，在吃腻味的荞麦粥早餐时，随口告诉了母亲。
母亲，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一个典型的罗刹国妇人，身材壮实，脸庞被岁月和生活刻上了深深的沟壑，眼神里混合着虔诚、迷信与务实的坚韧。她一边用力擦拭着印有红星图案的搪瓷水壶，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梦是瞎眼的吉普赛人，因德拉什卡，胡言乱语当不得真。大概是你看多了那些莫斯科来的时髦杂志。”父亲，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则从泛黄的报纸后哼了一声，表示了对妻子论断的全部支持。
于是，因德拉也没太在意。
然而，梦并未停止。它像一个固执的、每周必来的幽灵访客，准确地出现在因德拉的睡梦中，频率稳定得近乎仪式化。更奇特的是，这些梦境如同连续播放的胶片，每一次都能精准地承接上一次中断的地方。
上一次，他们坐在那张公园长椅上，男孩（她在心里开始这样称呼他）正说到某个有趣的笑话的一半；下一次梦境，便从他吐出笑话的后半句开始。上一次，他们决定去参观一个梦境中出现的、从未在下塔吉尔存在过的画廊；下一次，他们便已然站在画廊那些色彩扭曲、画面荒诞的展品前。梦的叙事流畅得可怕，仿佛她的夜晚并非休息，而是进入了另一个平行存在的、更加生动的现实。
因德拉开始能在醒来后，巨细无遗地复述梦中的经历。她告诉闺蜜，她们在梦里的“人民百货商店”买了什么牌子的香水（一种现实里没有的、带着冷冽松香和古老纸张味道的古怪牌子），又在梦里的“红色十月咖啡馆”喝了怎样一杯浓醇得不像梦境的咖啡。闺蜜们起初觉得有趣，后来便渐渐流露出一种混杂着好奇与轻微不安的神色。“因德拉，这听起来……太持续了。就像……就像你真的在那边过了另一个日子。”
因德拉心里也泛起嘀咕，但梦中的体验总体是愉悦的。那个看不见面容的男孩对她体贴入微，总是能带她去往梦中城市最有趣、最美丽的角落，耐心倾听她哪怕最琐碎的抱怨。这是一种在冰冷僵硬的下塔吉尔现实中所缺乏的温存。她甚至开始隐隐期待每周的入梦。
直到去年秋天，事情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在一个弥漫着金黄色落叶（下塔吉尔的秋天总是来势凶猛，去得匆忙）气息的梦境里，在一座仿佛由水晶构筑的、现实中绝无可能存在的玻璃穹顶建筑下，男孩向她表白了。他的面容，在那个瞬间，突然如同聚焦成功的镜头般，变得无比清晰。
他极其英俊。是一种超越了民族特征的、近乎雕塑般的完美。高颧骨，挺直的鼻梁，下颌线条清晰而优雅。眼睛是极深的湛蓝色，像是贝加尔湖最深邃处的湖水，蕴含着无尽的温柔与一丝难以捕捉的忧郁。头发是深栗色的，微微卷曲，梳理得一丝不苟。他身材高大，穿着剪裁合体的深色大衣，围着一条柔软的灰色羊绒围巾——完全是那种旧时代贵族知识分子或是成功艺术家的派头，与下塔吉尔普遍穿着臃肿羽绒服、工装裤的男人们格格不入。他告诉她，他叫阿列克谢。
因德拉·伊万诺夫娜，在梦里，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投入了他的怀抱。谁能拒绝这样一个英俊、温柔、仿佛从理想中走出的伴侣呢？即使在梦里。
自此之后，他们在梦中的关系急转直下，迅速升温，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恋人。梦中的城市也愈发清晰、具体，甚至开始出现路牌和商店招牌，上面的文字是一种扭曲的、类似俄语但细看又有些不同的西里尔字母，因德拉在梦中却能毫无障碍地“读懂”。阿列克谢的一切都向她敞开了：他的“性格”温和儒雅，略带羞涩；他的“谈吐”风趣而富有智慧；他甚至告诉她，他是一位“建筑师”，设计过梦里城市中好几座标志性的奇幻建筑。
然而，与现实世界的甜蜜梦境相反，因德拉的现实生活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崩塌。
她先是患上了严重的失眠。夜晚变得可怕，她害怕入睡，害怕再度进入那个过于真实的梦，却又在某种无法抗拒的拉力下最终沉沦。接着是梦魇。并非关于阿列克谢的噩梦，而是一种更原始的、被沉重之物压迫无法动弹的恐怖体验，一夜往往反复数次。她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原本光彩照人的脸庞变得苍白消瘦，眼下永久性地烙着青黑色的阴影。她开始莫名其妙地感冒、低烧，浑身关节酸痛，仿佛身体的能量正被某个无形的漏斗持续不断地抽走。她去了下塔吉尔第三人民医院，那位头发稀疏、眼神疲惫得像刚被训斥过的区卫生局代表一样的医生，在做了全套检查后，只能含糊地诊断为“神经衰弱”和“轻度贫血”，开出了一大堆毫无用处的维生素和镇静剂。
家人终于意识到了严重性。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偷偷去了城郊的圣尼古拉教堂，从一位喝得醉醺醺、身上散发着酸啤酒和旧法衣味道的老神父那里求来了圣水，洒在因德拉的床头。又从一个据说是来自高加索的、卖腌菜和古怪草药的鞑靼老妇人那里买来了据称能驱邪的蒜头和某种干枯的草药根，塞在因德拉的枕头下。效果微乎其微，梦依旧每周造访，因德拉的身体依旧每况愈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则闷头抽着劣质香烟，认为女儿肯定是中了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需要加强思想锻炼，甚至建议她去申请一份额外的车床夜班工作，“让劳动的汗水冲刷掉脑子里不健康的幻想”。
因德拉自己则坚守着从那个中国故事里听来的最后底线：无论阿列克谢在梦中多么柔情蜜意，只要他不说出那个致命的地址，她就相对“安全”。而阿列克谢，确实从未提及任何现实中的地点。他的世界似乎完全局限于那个光怪陆离的梦中城市。这给了因德拉一丝虚弱的慰藉。
转折点发生在一月份，临近旧历新年之前。那是因德拉最后一次，也是最可怕的一次梦到阿列克谢。
梦境并非起始于往常的公园或街道，而是直接出现在因德拉的“家”中——一个布局与她现实中的家一模一样，但光线更暗淡、空间更扭曲的复制品。阿列克谢就在那里，穿着异常正式的黑西装，表情不再是往常的温柔，而带着一种紧绷的、难以掩饰的激动和焦虑。
“因德拉，”他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冰冷刺骨，不像活人，“我的母亲……她听我无数次谈起你，她非常喜欢你。她坚持……一定要来拜访。来见见你的父母，谈谈我们……我们之后的事情。”
因德拉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并非来自他冰冷的手，而是来自话语中不容拒绝的、即将闯入现实的恐怖意味。“之后的事情”？什么之后？梦之后？还是……生命之后？
没等她回答，门铃响了。声音尖锐得不像门铃，倒像是某种报警器。
阿列克谢几乎是冲过去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女人。身高大约一米六，体态微胖，穿着样式古板厚重的深色连衣裙，外面罩着一条磨损严重的毛皮披肩。头发是灰褐色的，在脑后挽成一个紧实的发髻。她的脸庞圆润，甚至可以说有些“面善”，带着一种旧式小市民阶层妇女那种刻意摆出的和蔼笑容。但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小而明亮，闪烁着一种过于热切、几乎贪婪的光芒，仔细地、一寸寸地扫视着因德拉，仿佛在评估一件期盼已久的货物。
“这位就是因德拉·伊万诺夫娜吧？哦，上帝，真是个美人儿！我是阿列克谢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女人的声音尖细而急促，像快速敲打的木槌。
这时，梦境的诡异感达到了顶峰。因德拉“看到”自己的父母也出现在了客厅里。他们的样子模糊不清，动作僵硬，如同被无形丝线操纵的木偶，脸上挂着凝固的、非自愿的微笑。
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极其自然地、几乎是强行地绕过因德拉，一把抓住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木偶）的手，热情地摇晃起来。“亲爱的亲家母！瞧瞧我们多有缘分！我们阿列克谢可是把因德拉夸上了天，说她又聪明又漂亮，性格还好得不得了！我们两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她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语速快得让人插不进嘴：“我们阿列克谢，您瞧瞧，一表人才！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年轻有为！性格嘛，没得说，孝顺又体贴！家里条件也还过得去，就在附近，非常近，特别方便以后来往……”
“附近”这个词像冰锥一样刺中了因德拉。她猛地想起母亲之前无意中说过的话：他们家所在的这片建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工人新村，在很久以前，是一片乱葬岗。后来城市扩张，推平了坟墓，盖起了这些五层楼的匣子式住宅。据说，有些坟墓并未迁走得太彻底……
“……所以你看，孩子们感情这么好，我们做家长的，也该把事情定一定了……”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的声音还在持续，她那热切的小眼睛转向因德拉，笑容更深了，深得几乎要裂开到耳根，露出里面过于整齐却隐隐发黑的牙齿。
极度的恐惧攫住了因德拉。她想要尖叫，却发不出声音。她想要逃跑，双腿却像灌了铅。她看到阿列克谢站在他母亲身后，表情复杂，那双湛蓝的眼睛里充满了哀求、歉意，还有一种……深深的、无法改变的绝望。
就在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试图去拉因德拉父亲的手时，因德拉用尽全身力气，猛地挣扎……
她醒了过来。
浑身被冷汗浸透，心脏疯狂地擂着胸腔，仿佛要破体而出。窗外是下塔吉尔灰蒙蒙的晨曦，房间里寒冷而死寂。但梦中那女人热切贪婪的眼神、冰冷的手、还有“就在附近”的话语，如同烙印般刻在她的感知里。
这次之后，阿列克谢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梦中。
但代价是，因德拉彻底垮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大病击倒了她。高烧不退，胡话连连，医生也查不出具体病因，只是摇头。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日夜守候在床边，以泪洗面，不断在胸前画着十字，向所有她知道的神明祈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也慌了神，脸上惯常的严肃被一种无助的恐慌取代。整个家被一种绝望的阴云笼罩。
就在一切似乎都要向着无可挽回的深渊滑落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
因德拉的一位同样病恹恹的、热爱神秘主义的闺蜜，在来看望她时，提到了一个名字：“你们听说过‘韦旭’大师吗？”
闺蜜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尽管房间里只有她们和昏睡的因德拉。“他是个高人！在网上一个叫‘于道长’主持的直播间里偶尔出现。听说原来是云南那边什么大佛寺的住持，法力无边！他有时候会在直播间里送出手串和法器，灵验得不得了！”
绝望中的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她让闺蜜帮忙，几乎是日夜不休地蹲守在那个信号时好时坏、充满静电杂音的直播频道里。或许是某种不幸中的万幸，或许是命运的讽刺性玩笑，几周后，她居然真的“抢”到了一件韦旭大师寄出的“礼物”。
包裹是从一个名为“新西伯利亚佛教文化流通中心”的地址寄出的，邮费到付，花掉了玛利亚小半个月的退休金。里面是一个简陋的纸盒，放着一串深色木料、摸起来有些粗糙的手串，以及一个用红色绒布小袋装着的、沉甸甸的暗红色牌子。牌子上用金漆画着难以辨认的、非西里尔字母的符文，散发出一股浓烈刺鼻的、混合着矿物和某种辛辣草药的气味。附带的打印纸条上，用蹩脚的俄语写着：“开光朱砂护身牌。辟邪。安神。置于枕下即可。”
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怀着巨大的虔诚和一丝疑虑，将那只冰凉沉重的朱砂牌，小心翼翼地塞进了因德拉的枕头底下。
奇迹，或者说，某种超越理解的事情，发生了。
当晚，因德拉的高烧退了。她沉沉睡去，没有梦魇，没有阿列克谢，没有热情过度的“婆婆”。那是两年来她第一个平静、空白、真正得到休息的睡眠。
第二天，她虽然依旧虚弱，但神志清醒了。一周后，她能下床走动了。失眠和梦魇如同被那只丑陋的朱砂牌吓跑的野狗，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脸色渐渐恢复红润，身体的力气一点点回来。
阿列克谢，以及那个连续剧般逼真的梦境世界，彻底从她的夜晚里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
因德拉·伊万诺夫娜康复了。她重新开始工作，回到下塔吉尔那灰暗但坚实的地面生活。她有时还会和闺蜜去那个中心公园散步，会刻意避开那张锈蚀的长椅。她不再看那些时髦杂志，对任何超自然的话题避之不及。
每当夜晚降临，她躺在枕头上，都能隐约感觉到枕头底下那块朱砂牌坚硬而冰冷的轮廓。那感觉并不舒适，甚至有些硌人，但它带来一种奇异的、令人安心的沉重感。像一个沉默而可靠的卫士，阻挡着来自另一个维度的、甜蜜而致命的侵扰。
她后来才知道，那种浓烈刺鼻的气味，主要来自朱砂——硫化汞。一种古老的矿物，既是颜料，也是药材，在某些文化里，传说能震慑邪祟。
她也常常会想起那个梦中的阿列克谢，想起他最后那绝望而歉意的眼神。他是什么？是迷失的灵魂？是来自坟墓的诱惑？还是她自身潜意识在冰冷现实压迫下产生的、过于生动的妄想？那个“母亲”又是何等存在？它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找一个儿媳？
没有答案。下塔吉尔的天空依旧灰黄，工厂的烟囱依旧日夜不停地喷吐着烟雾。生活沿着它固有的、沉闷而坚实的轨道向前滚动，将所有荒诞、诡异、无法解释的碎片，都深深埋藏在其巨大的、看似平庸的车轮之下。
只是，因德拉·伊万诺夫娜·彼得罗娃知道，某些东西是真实发生过的。它们存在于枕下那一小块沉甸甸的、散发着刺鼻气味的红色石头之间，存在于她偶尔在深夜惊醒时、心脏那片刻莫名的悸动之中。她知道，在那现实与梦境模糊的边界线上，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们渴望闯入，渴望连接，渴望带走什么。
而有时候，阻挡它们的，可能仅仅是一块来自遥远东方、价值半个月退休金的、气味刺鼻的红色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