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陈羽的一番讲解之后，夏原吉也是脸色铁青。
他没有想到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竟然是这么回事。
在几年前，各地遭遇旱灾时，他还曾特意上疏道：
今岁天旱不雨，乃上天示警于陛下，臣请陛下罪己自省，减免赋税以安民心，禁奢靡以顺天意，如此则天灾自消，国运自昌。
那道奏折不仅言辞恳切，还引经据典，列举《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句子，力证天人感应的真实性。
当时朱棣看后颇为动容，还特意召他入宫商议。
除此之外，他在主持户部事务时，每逢钦天监上报日食、月食等异象，都会牵头组织朝中官员斋戒三日，期间禁止饮酒作乐，还亲自撰写《祈天疏》，在疏文中称‘臣等辅政无方，致上天示警，愿代陛下受谴，只求上苍垂怜万民，佑我大明’。
甚至在给子弟的家书里，他也屡次提及天人感应的重要性，叮嘱他们‘为官者当敬畏上天，每见异象必思己过，方能不负君民所托’。
将这套学说当作修身治国的准则传授给后辈。
现在回头再看，自己当年那些上疏、那些祈告、那些教诲，竟都成了笑话！
什么天人感应学说中的天象异色，就是将自己当傻子糊弄！
可恶！
……
朱棣和夏原吉二人，表情复杂。
无论是身为臣子的夏原吉，还是身为天子的朱棣，从小都系统的接受过儒家的教育。
但朱棣受过的儒家教育并不是那种传统的儒家教育，而是经过阉割的版本。
毕竟，若是儒家教导皇子的时候，敢直接上洗脑言论，比如想要在大明教导出来一个扶苏，那简直就是作死。
要知道，洪武帝手中的刀，可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儒家教育的朱棣，成为永乐帝后，由于和儒家本质上的学识是两个派系，所以二者必将处于不同的阵营。
因此朱棣发现儒家在掌控舆论话语权之后，将自己当作傻子来忽悠，心中杀意涌现。
但杀意的背后，则是深深的忌惮！
这百万儒生组成的团体，将天子当傻子来忽悠，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将皇帝培养成为儒家的傀儡！
扶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想到这，朱棣不由攥紧拳头。
自己身为大明皇帝，既然发现了这个坑洞，就应该提前给他填上，不能再继续放任坑洞，去祸害后世之君！
陈羽抿了一口酒，醇厚的酒香在口中散开，又夹了两口桌上的酱肘子，待腹中暖意稍盛，才放下筷子，继续慢条斯理地说道：
“其实要说这天人感应学说之所以会诞生，并非凭空捏造，也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那个时候正值春秋混战，周天子权威早已名存实亡，天下被齐、晋、楚、秦等大国分割，小诸侯国更是在夹缝中苟延残喘。各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与霸权，常年征战不休，城郭被焚毁、农田被践踏是常事，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景象随处可见。”
“在这样的乱世里，孔圣人身高九尺六寸，身形魁梧挺拔，目光锐利如炬，，周游列国时，身边跟随三千名弟子。这般势力，放在中等诸侯国里，已是一股不容轻视的力量，可面对齐、楚、晋那些拥有几十万常备军、能动辄发动灭国之战的头号强国，终究还是不够看。”
“我猜，孔圣人看着天下百姓深陷战火疾苦，却又限于自身实力，无力扭转乾坤。无奈之下，将希望寄托在了看不见、摸不着的上苍身上，毕竟在古人心中，苍天是至高无上、能主宰万物的存在。”
“他希望老天爷能站出来，以无形的威严约束诸侯与天子，让他们心怀敬畏，停止征伐，主持世间的仁义与公道，让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
“后来，孔圣人便将天子的品行与苍天紧密结合，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理念，认为天子若有德，苍天便会降下祥瑞；若天子失德，苍天就会以灾祸警示。”
“说到底，这便是想用‘天’的名义来威慑君王，让他们不敢肆意妄为，只能乖乖推行仁政。这就是天人感应学说最初诞生的背景，本质上是孔圣人在乱世中，为了推行仁政而想出的‘借力之法’。”
陈羽顿了顿，继续说道：
“不过，天人感应学说真正大成，甚至成为国家国策，却是在汉武帝时期，同样是时代背景推动下的产物。要知道，秦始皇虽然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可秦朝只传了二世就灭亡了，汉朝虽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框架，却也面临着诸多隐患。”
“尤其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地方上的诸侯国依旧拥有不小的势力，民间还有不少人记得战国时期的故国，甚至有些偏远地区的百姓，只知有诸侯国，不知有大汉朝廷，也就是说当时的汉朝，只有统一之名，而无统一之实！”
“为了解决这种现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天人感应学说，便是这套治国理念中的关键一环。”
“如此一来，思想得以统一，人心得以凝聚，汉朝才算真正摆脱了战国遗留的分裂隐患，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
话落，朱棣和夏原吉对视一眼，眼中充斥着疑惑。
方才，陈兄弟经过一番有理有据的话，不是已经将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从天上丢到了地上，证明了天人感应学说存在的虚假。
如今，证明说起来天人感应学说存在的好处，那么按照这样的说法，天人感应学说在大明永乐时期存在，究竟是好是坏？
二人感觉脑子有些乱，需要静静。
陈羽仿佛看穿了老朱和老夏眉宇间的疑惑，随即进一步解释道：
“天人感应学说对于大一统王朝的稳固，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换句话说，正是有了天人感应学说，民间才对皇帝产生了普遍且统一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不再需要依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强制政策作为引子，就能潜移默化地实现民众思想的统一。”
“在天人感应的逻辑里，皇帝是天子，是上天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天灾异象被视作上天对皇帝执政的警示，这种观念远比单纯的思想禁锢更能深入民心，让民众从内心认同皇权的唯一性与神圣性。”
“更何况，天人感应学说最初是在皇权的主动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本身就说明，在其诞生初期，必然对皇权有着显着的积极作用。”
“比如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系统提出天人感应理论，核心是通过‘君权天授’强化皇权合法性，彼时的学说更像是皇权手中的工具，用来巩固统治、约束诸侯与朝臣，让皇权在与其他势力的博弈中占据道德与理论高地。”
“但关键在于，当时有理不代表经过千年的传承与演变，这种学说依旧能维护皇权利益。任何理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可能被解读、被改造，甚至偏离最初的方向，天人感应学说也不例外。”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深入，儒家势力不断壮大，他们逐渐将天人感应学说与儒学理论深度融合，最终把儒学打造成了一门降龙术，专门用来约束、制衡皇权的工具。”
“而这门降龙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文臣集团逼迫皇帝下‘罪己诏’。”
“罪己诏的初衷本无可厚非，若皇帝确实在执政中出现重大失误，如施政不当导致民不聊生、决策失误引发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过错、向天下百姓致歉，既能彰显皇帝的担当，也能缓和社会矛盾。”
“可到了宋朝，这一切彻底变了味，罪己诏不再是纠错工具，反而成了文臣制衡皇权的常规手段，其颁布频率之高、触发理由之广，远超以往任何朝代。”
据史料记载，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历任皇帝累计颁布的罪己诏多达29道，这个数量不仅远超汉唐，更是明清两朝的数倍之多。
这些罪己诏的触发场景五花八门，涵盖了天灾、异象、战乱、内政失序等诸多领域。
从天灾层面来看，宋朝灾害频发，每一次较大规模的灾害后，文臣集团都会以天人感应为由，要求皇帝下罪己诏。
比如宋太宗淳化四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严重旱灾，多地颗粒无收，流民四起。此时朝中大臣纷纷上奏，称旱灾是上天示警，陛下施政有失，恳请太宗下罪己诏以谢上天。
最终太宗不得不颁布罪己诏，承认自己躬亲政事，未能上合天心，下恤民隐；
在天地异象方面，日食、月食、彗星出现等天文现象，更是文臣要求皇帝罪己的重要理由。
北宋庆历三年，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日全食，天色骤暗如夜，民间人心惶惶。
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等人随即上书，称日食者，阴侵阳之象，乃陛下权柄旁落、朝臣失职之兆，恳请仁宗下罪己诏自省修德。
仁宗无奈，只得颁布罪己诏，表示朕德薄不足以承天心，政失不足以安黎元，致有日食之变，朕甚惧焉；
而在战争与内政领域，罪己诏的使用同样频繁。
北宋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侵，逼近澶州，宋朝朝野震动，部分大臣甚至提议迁都避敌。
在主战派寇准的坚持下，真宗御驾亲征，最终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
虽未战败，但盟约中宋朝需每年向辽缴纳岁币，文臣集团便以御敌不力，致国家蒙羞为由，要求真宗下罪己诏。
真宗最终下诏承认朕治兵无方，致边患不息，与辽议和，实乃社稷之耻，朕当自省；
……
细究这些罪己诏，不难发现一个荒诞的现象：
每当国家面临问题，文臣们总会将责任归结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仿佛满朝文武都是清白无辜的，所有过错都该由皇帝一人承担。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要知道，天灾的应对需要朝臣各司其职，制定救灾方案、调配物资；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将领的指挥、士兵的战力与朝廷的后勤保障；内政的清明更是需要文武百官齐心协力、廉洁奉公。
可在降龙术的逻辑里，文臣们将一切问题都与皇帝失德挂钩，通过天人感应学说将责任完全推给皇帝，自己则置身事外。
久而久之，宋朝的皇帝就像被驯服的忒丑龙，文臣让下罪己诏便不得不下，全然忘记了儒家最初君为臣纲、服务皇权的核心宗旨。
自古以来，天子下罪己诏本是有损皇权威严的事。
正常情况下，若非重大过错，下一次罪己诏，向天下展示改正的决心与担当便已足够。
可宋朝的皇帝，却硬是将罪己诏当成了吃饭喝酒般轻松的事。
频率之高、态度之顺从，让皇权的神圣性不断被削弱。
次数多了之后，百姓也逐渐对罪己诏去魅。
原本认为罪己诏是皇帝真心悔过的象征，后来发现不过是文臣制衡皇权的手段。
皇帝的道歉变得廉价，皇权在百姓心目中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
追根溯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宋太祖赵匡胤。
为何这么说？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深知武将夺权的威胁，因此建国后推行重文抑武政策，刻意抬高文官地位，削弱武将权力。
他不仅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还给予文官集团极高的政治话语权。甚至允许文官风闻奏事，无需确凿证据，便可基于传闻向皇帝进谏。
这一政策虽避免了武将叛乱，却也为文官集团的壮大埋下了隐患。
随着时间推移，以士绅阶级为背景的文官集团，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
他们以儒家正统自居，借助天人感应学说不断压缩皇权空间。
而赵匡胤确立的重文抑武体制，让后世皇帝即便想制衡文官集团，也因武将被压制，无法与文官抗衡，而缺乏足够的力量，只能被动接受文官的约束。
罪己诏的泛滥，便是这一体制的直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