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行自己就是开古玩店的，自然知道潘家园的地摊区和大棚区不可能有什么贵重的古玩。
绝大多数只能算是工艺品，捡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所以王景行决定陪董建川去到潘家园商圈的小雅古玩城。
小雅古玩城定位比较高端，所售古玩的品质和档次相对较高，可以逛逛。
曾以 “甲骨铜纹镶楼体，清明上河图展卷” 闻名，是当年奥运商圈十大特色之一。
三人穿过旋转门，走进古玩城，才发现地下一层卖老地毯和古典家具，楼上按品类分区域，最顶层有拍卖厅和检测中心。
一楼大厅挑高八米，中央立着青铜饕餮纹方鼎，射灯勾勒出鼎身云雷纹的立体感。
中央展柜里，一尊冰种翡翠观音像静立其中，通透度近乎玻璃，观音衣褶处飘着几缕绿丝，宛如春水映着新叶。
董建川很喜欢翡翠，凑近细看。
王景行拽住他：“你看那观音底座，刻的是‘乾隆年制’，但翡翠抛光是现代机器工艺，老料新工，标价一千八百万，不碰为好。”
一楼二楼都是翡翠、宝石区域。
王景行逛了一遍，好东西还是有一些的，但价格有点夸张了。
左侧展柜中，一枚直径 3 厘米的翡翠扳指被单独陈列在聚光灯下。
扳指呈圆柱形，色如浓绿菠菜，质地细腻，对着光源转动，可见内部“絮状物”如云雾般流动，确实是天然 A 货翡翠。
标签注明为“清末武将旧藏”，估价380 万。
这要是在金石阁，标价肯定低于300万。
至于各种宝石，王景行家里一箱一箱的都是极品。
相比之下，这里展出的宝石就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了。
董建川看着和田玉料子，朝王景行笑笑：“这还不如咱们自己矿里采出来的。”
家里有矿就是不一样，董建川之前看到翡翠或者和田玉，那可是好歹要研究一番的。
王景行也没什么兴致看这些：“董哥，我们直接去四楼。”
四楼往上是各种古玩，木雕、漆器、鹿角制品、文房四宝、绣品、铜器。
几家店逛过去，感觉也就一般般，没什么特别亮眼的东西。
走进一家店，店员目光在董建川手上的手串上停了停，热情招呼：“三位是看字画？小店刚收了一批海派画家的稿子，不妨进来瞧瞧。”
店内的灯光调得偏暖，墙上挂着几幅尺页，内容多是花鸟蔬果。
三人踱步进店，章雪晴跟在后面，忽然指着一幅泛黄的扇面：“这画的落款是‘冷庵’，是不是金城先生？”
那扇面画着秋江独钓，远山用花青淡淡扫过，近石则以焦墨勾勒，笔法苍劲中透着秀雅。
董建川凑近了看，扇面边缘的绫裱已经有些发脆。
题款旁钤着“金城私印”白文印，却总觉得哪里不对：“这墨色太浮了，不像百年前的东西。”
王景行扫了眼扇面，低声对章雪晴说道：“民国时期琉璃厂有‘后门造’的作坊，专门仿京津画家的小品。”
“你看这‘冷庵’的‘冷’字，两点水写得过于僵直，倒像是照着珂罗版临的。”
第一件就不是真品。
但好在这家店东西不少。
董建川继续往前走，在一幅任伯年的《三多图》前驻足。
纸上绘着寿桃、石榴、佛手，设色浓艳却不俗气，叶脉间的勾线如游丝般细韧。
店员见状，急忙解释说：“这幅是任先生中年所作，您看这桃叶的‘钉头鼠尾’描法，正是光绪初年的风貌。”
董建川朝店员说道：“放大镜借我一个。”
接过放大镜，董建川仔细看了，没发现什么破绽，转头把放大镜递给王景行：“帮我看看。”
王景行没接镜子，走过去认真看了一眼，注意到画心与裱边的接缝处微微泛白，像是被水浸过的痕迹。
对董建川说道：“任伯年晚年喜用西洋红，这桃色却偏暗，倒像是民国时期的洋红调的。”
转头问道：“有没有好一点的画？”
店员闻言，从博古架上取下一个紫檀画匣，小心翼翼地打开：“正巧有一幅扬州八怪之首金农的笔墨。”
画卷展开，一幅墨梅图映入眼帘。
老干如铁，新枝似箭，梅花以圈花法勾勒，花蕊用焦墨点染。
旁有溥儒题跋：“金农画梅，如高士孤标；此幅得其三昧，可宝也。”
董建川眼睛一亮：“金农的画？”
他凑近了看，墨梅的枝干上有几处飞白，像是枯笔所致，却又显得刻意。
店员适时插话：“这是金冬心晚年的‘漆书’笔法，您看这题款——”
他指着册页边缘的小字，“‘乾隆二十五年冬，写于竹西芳径’，正是金农晚年年的作品。”
金农，号冬心先生，清代 “扬州八怪” 之首。
一生未入仕途，以布衣身份游历四方，晚居扬州卖书画为生。
其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书法自创“漆书”，笔力沉雄，横粗竖细，墨色浓黑如漆。
善画梅、竹、佛像，喜用淡墨干笔，意境古拙冷逸，尤以瘦枝孤梅着称。
其独特的 “漆书” 书法风格融入绘画，使作品极具辨识度和艺术价值，在收藏界有稳固地位和持久吸引力。
特别是晚年的作品，超百万元成交的作品屡见不鲜。
2016年《花果12开册》成交价更是高达 4830 万元。
王景行仔细看了却微微蹙眉。
他开启透视能力，目光如x光般穿透画纸。
纸的确是乾隆时期的竹纸，帘纹清晰，纤维间还夹着几根麻丝，符合清代中期特征。
但墨色却有些异样——表面的包浆虽做旧成深褐色，底层却隐隐泛着紫灰色，像是民国时期常用的“曹素功墨汁”才有的色泽。
“金农的梅花，最讲究‘以书入画’。”王景行手指虚点在梅枝的转折处：“他早年学郑思肖，枝干多作‘之’字形，晚年受《天发神谶碑》影响，才出现这种方折硬挺的笔法。”
“但这幅的枝干转折处过于刻意，像是用侧锋硬扫出来的，少了几分‘屋漏痕’的韵味。”
店员的笑容淡了些，却仍坚持道：“王先生这话可就外行了。金冬心的‘漆书’本就是侧锋为主，何况这还有溥心畲的题跋——”
“溥儒的题跋倒是真的。”王景行打断他，“但题跋和画心未必是原配。您看这裱工，用的是民国三十年前后的杭州绫，而金农的画在清代多以苏州锦绫装裱，这中间差着近百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