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外历史，无论何种形态的国家，其执政集团制度、作风的好与坏，是衡量国运长短的重要指标。制度作风好了，人民安居、国家稳定，盛世就会出现；制度作风败坏，民心离散、民怨沸腾，乱世必然来临！
大唐发展到了文宗一代，已经如百死之虫，生命虽还一息尚存，但建国初期那种勃发的朝气早已消逝。法制纲纪荡然不存，社会风气严重败坏，内外秩序混乱无序。至于遍布各地的藩镇军府，更是把律法当成摆设，主帅贪虐部属，部属杀害主帅的事成了家常便饭。
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南诏威逼成都，朝廷诏令邻近军府派兵增援。
前宰相、兴元节度使李绛——亦称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梁州，今陕西汉中——紧急征募了千余新兵奔赴西川，还没赶到南诏退兵离去。李绛依令撤军，草草结束了这次入川之行。
依照唐制，各藩镇兵员都有固定数额，战争状态一旦解除，临时募集的新兵就需复员回家。
进入中唐后，这些制度在藩镇中形同虚设很少有人遵从，节度使们明里暗里的扩大所辖军队数量，以期增强与朝廷对抗的资本。可宰相出身的李绛一向忠于朝廷，当然不会这样做。
于是，他集结起所有新兵，当众宣布朝廷旨令，将他们遣散并发放了路费。
中、晚唐时期由于战乱频仍，致使民间百业凋敝、农田大量荒芜，当兵领饷还能混上一口饭吃，无疑是份热门营生。新兵们自然不愿走，一个个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去找监军杨叔元辞行。
杨叔元本就与李绛不和，原因是李绛从不搭理他这个监军！
李绛曾是宪宗时期的宰相，在任期间就以削弱藩镇、剪除阉党为己任，辅佐宪宗实现了元和中兴。后来宪宗志得意满，重用奸臣皇甫镈，李绛受到排挤打压，才被免除相位调离朝廷。
可想而知，以李绛的人品与抱负，怎肯向一个太监低头示好。杨叔和早就对此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只不过碍于李绛名望，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而已。
面对着一众牢骚满腹的新兵，他邪念横生杀心顿起。诬陷李绛克扣了他们的钱粮，没按朝廷定额发放路费。这些人本就不想走，听到杨叔和这些带节奏的言词立刻怒火中烧，鼓噪着抢夺了库中武器，冲进帅府。
李绛此时正与他的幕僚聚餐毫无防备，得知兵变的消息共同逃往北城，登上城墙拒守。
有人要将李绛用绳索缒出城外，李绛却说：“我是主帅不能走，你们赶紧走！”
随即让身边幕僚赵存约等人抓紧离开，赵存约说：“我深受明公大恩，怎可苟且偷生。”
于是幕僚们以及少数亲兵把李绛护起来，拼命与乱兵搏杀，无奈寡不敌众全部悲壮战死，乱兵们接着又屠灭了李绛全家，可怜一代名臣竟被宵小所害！
太和四年（830年）二月十三日，杨叔元奏报朝廷，诬告李绛贪污士卒钱粮，引发兵变致死。
二月十五日，文宗任命尚书右丞温造为兴元节度使，前往调查此事，并给予他调动周边军队，便宜行事的权力。
温造是开国名臣温大雅的五世孙，曾为徐泗节度使张建封麾下幕僚，虽是文臣却胆气过人。他深知以李绛的人品操守，断不会做出克扣钱粮的腌臜事，这里定有文章！
三月四日，温造抵达梁州近郊褒城县（古县名，位今汉中西北大钟寺），遇到了从西川战场撤回的兴元将领卫志忠。向其通报了李绛遇害的消息，并转告了朝廷态度，两人随即秘密定下了平乱措施。
他们将所率军队分成两路悄然入城，立即封锁了城内所有进出路口。第二天，温造正式上任进入帅府办公，例行宴请军府将士。
温造漫不经心地说：“我想再问问那些新兵的意见，看看他们是走是留，请将他们召集到这里。”
这些人自从杀害了李绛及其家人，以为法不责众，加之又有监军撑腰，居然个个悠然自得的住在军营。收到召集令，他们想也不想，浑不吝地前往帅府听宣。
温造客客气气的请他们入座，按军令行酒。卫志忠则趁他们喝得尽兴，暗中带人将他们团团围住，暴喝一声：“杀！”伏兵手起刀落，八百多新兵当即身首异处。
这突然而来的血腥一幕把监军杨叔元直接吓傻，哆嗦着跪倒在温造面前，抱着温造靴子苦苦哀求饶他一条贱命，温造令人将他关入狱中等候处理。
温造又让人找出参与杀害李绛的士卒尸体，将其剁成烂泥，然后用百首祭奠李绛，三十首祭奠殁于此事的李绛家人、幕僚，随后把这些乱兵尸体扔进汉江喂鱼。
杨叔元则被流放康州（广东德庆县），免于一死。
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下来，不管怎么说朝廷毕竟做出了姿态，李绛若是泉下有知也可瞑目！
没过多久，卢龙军又出事了！
太和五年（831年）正月，卢龙（治所位北京，辖北京、怀来、天津等地）节度使李载义正在球场后院宴请朝廷使者，副兵马使杨志诚突然纠集同党作乱，慌乱中李载义带着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杨志诚杀掉了不听令于他的莫州（河北任丘）刺史张庆初，在士卒拥护下擅领卢龙军政。
文宗与众宰相商量处置办法，牛僧儒说：“范阳（卢龙亦称范阳、幽州）自安史之乱后就没有归属过国家，当初刘总虽将范阳献给国家，朝廷为此花费了八十余万缗，而今却仍是一无所获。照此来看，不论杨志诚得到范阳，还是李载义得到范阳都是一个道理。我们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他尽好防御北边的义务，无须计较他对朝廷是否顺从！”
文宗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好如此，便采纳了牛僧儒的意见，承认杨志诚为范阳节度使。
李载义父子从易州辗转来到长安，文宗觉得李载义在征讨沧景之乱中出力良多，带兵率先攻破沧州方才逼得李同捷投降；本人是皇亲对朝廷又非常恭顺，不做点什么委实内心有愧。便加封李载义为太保，兼同平章事。不久，又将其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后又调整为河中（治山西永济）节度使。
三年后，即太和八年（834年）十月，范阳再次兵变。
杨志诚被兵马使史元忠驱逐出境，同李载义一样仓皇逃往京城，途经太原时被李载义所获。李载义先是亲自将他打个半死，后又拔出刀来准备杀掉他，被幕僚抱住反复劝解方才罢手，但仍处死了杨志诚的妻子及随行将士。
后来史元忠从杨志诚住所搜出了只有皇帝才能穿着的衮衣，以及其它僭越名位的器物，上报给了朝廷。杨志诚遂被贬往岭南，赐死途中。
司马光就此发表评论：“天子统御万国，理应褒奖善行贬黜邪恶，抑制豪强扶助微弱，安抚顺民惩罚背叛，禁止暴行诛除乱党，如此方能达成《诗经》所倡‘勉勉我王，纲纪四方’的目标。”
“李载义作为主政一方的藩镇节帅，有功于国，无罪被部下杨志诚驱逐，这是天子必须要施加惩治的大事。文宗却不但不予责问，反将土地封赐给他，这是对悖逆行为的认可。如果形成常例，天子虽然高高在上，又能有什么用处！国家拥有藩镇，难道只是为了贪取他们的赋税！”
“至于牛僧儒所说，不过是姑息养奸而已，哪像是宰相辅佐天子的应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