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岁的陈红娟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刚浇完水的喷壶，看着楼下一群退休老人打太极。她退休三年了，每月四千八的退休金，不多不少，刚好够她在这座小城过得悠闲自在。女儿在外地工作，尚未成家，老伴刘建国还有好几年才能退休——这本该是她人生中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然而一周前，平静被打破了。
“红娟，妈年纪大了，一个人住我不放心。”那天晚饭时，刘建国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看似随意地说，“我跟大哥大姐商量了，以后妈就住咱家，你照顾。”
陈红娟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不是说好四家轮流照顾吗？怎么突然变卦了？”
“你现在不是退休了嘛，有时间。”刘建国避开她的目光，“再说，其他三家都要上班，就你闲在家里。”
“我闲在家里？”陈红娟放下筷子，“我每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还要去老年大学上课，怎么就闲着了？”
“那些都是可有可无的事。”刘建国的语气不容置疑，“照顾妈才是正事。养儿防老，咱们做子女的要有良心。”
陈红娟看着丈夫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突然觉得心凉。结婚三十年，她太了解他了——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第二天，七十八岁的婆婆就被接来了。
一周煎熬
婆婆姓王，是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背有些驼。她患有关节炎和轻度白内障，生活基本能自理，但需要按时吃药，三餐要有人做。
刚开始，陈红娟还想，毕竟是长辈，照顾就照顾吧。她每天早起做早饭，给婆婆准备好温水吃药，然后去买菜，中午做三菜一汤，下午陪婆婆在小区散步，晚上再做饭、收拾。
可渐渐地，她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无形的牢笼。
婆婆爱唠叨，这陈红娟早有心理准备。但她没想到，婆婆的唠叨全是负能量——大儿媳太精明，总想着占便宜；小儿媳太懒，连顿饭都不好好做；大女儿嫁得远，指望不上；小女儿只顾自己小家...
“我们那会儿做儿媳，哪敢这样？”婆婆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瓜子一边说，“天不亮就得起来生火做饭，伺候公婆吃饭，然后下地干活。现在这些年轻人，啧啧...”
陈红娟在厨房切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越来越重。
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有时候婆婆说着说着，会把她也编排进去：“红娟啊，不是我说你，你做的这个菜太咸了，建国不爱吃。我们那会儿...”
“妈，建国爱吃咸的。”陈红娟忍不住回了一句。
“你看你看，说一句还不乐意了。”婆婆撇撇嘴，“现在的媳妇啊，说不得碰不得。”
陈红娟深吸一口气，把菜盛进盘子。她告诉自己，忍一忍，就一周，下周该轮到下一家了。
然而她错了。
酒气与晚归
刘建国变了——或者说，露出了本来面目。
自从婆婆住进来，他每天都有“应酬”。下班不回家，电话里说跟同事喝酒；周末说单位加班，一出门就是一天，回来时满身酒气。
“你怎么又喝酒？”第一天晚上，陈红娟皱着眉问。
“应酬嘛，推不掉。”刘建国摆摆手，倒在沙发上就睡。
第二天、第三天...整整一周，刘建国没有一天是清醒着回家的。白天他昏昏沉沉去上班，晚上精神抖擞去喝酒，把照顾母亲的责任全甩给了妻子。
周五晚上，陈红娟给婆婆洗完脚，安顿她睡下，已经是晚上九点。刘建国还没回来，桌上给他留的饭菜早就凉了。
她坐在客厅里，看着墙上的婚纱照。照片里的她穿着白色婚纱，笑得羞涩；刘建国穿着西装，意气风发。那是1988年，他们结婚第二年补拍的婚纱照——当时小城刚有婚纱摄影，他们花了半个月工资，拍下了这张“时髦”的照片。
三十年过去了，照片已经泛黄，镜框边缘生了锈斑。就像他们的婚姻，表面看起来完整，内里却早已锈迹斑斑。
十一点，刘建国回来了。他摇摇晃晃地开门，鞋也不换就往里走。
“轻点，妈睡了。”陈红娟压低声音。
“知道了知道了。”刘建国不耐烦地摆摆手，一头扎进卫生间，很快传来呕吐声。
陈红娟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他狼狈的样子，突然觉得可笑。这就是她要共度余生的人？一个把孝心外包给妻子，自己却在外面花天酒地的男人？
周末的“加班”
周六早晨，陈红娟做好早餐，叫婆婆起床吃饭。刘建国还在睡，鼾声如雷。
“建国昨晚又喝酒了？”婆婆小声问。
“嗯。”陈红娟把粥端上桌。
“男人在外应酬难免的。”婆婆说，“你多担待点。”
陈红娟没说话。她想起三十年前，刚结婚那会儿，婆婆也是这么“教导”她的：“男人在外打拼不容易，女人在家要把家务做好，别让男人操心。”
三十年了，话术都没变。
吃完早饭，陈红娟收拾碗筷时，刘建国终于揉着眼睛从卧室出来了。
“今天周末，你在家陪妈吧。”陈红娟说，“我出去买点东西。”
“我今天要加班。”刘建国头也不抬地喝粥。
“周末加什么班？”
“单位有事呗。”刘建国含糊地说，“你反正没事，在家陪着妈。”
陈红娟看着他，突然笑了：“刘建国，你是真加班，还是又去找人喝酒？”
“你什么意思？”刘建国抬起头，脸色难看。
“我的意思是，这一周你喝了七天酒，白天上班打瞌睡，晚上喝酒精神好。现在周末了，你还想往外跑，把妈扔给我一个人？”陈红娟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你接妈回来是为了尽孝，还是为了给自己挣个‘孝子’的名声，实际上把活儿都推给我？”
“你胡说八道什么！”刘建国拍桌子站起来，“照顾妈不是你应该做的吗？我上班挣钱养家，你在家照顾老人，这不是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陈红娟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刘建国，我跟你一样上班到退休，我挣的钱不比你少。现在退休了，我就活该给你当免费保姆？你妈有四个子女，凭什么要我一个人照顾？其他三家给点钱就完事，我就要全天候伺候？”
“那能一样吗？其他人都要上班...”
“我也上过班！我也为这个家付出过！”陈红娟打断他，“刘建国，我今天把话放这儿：要么你请假在家照顾妈，要么打电话让其他三家来轮流。想让我一个人承担，没门。”
说完，她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门。
门外传来刘建国的怒吼和婆婆的劝说声，但陈红娟一个字也不想听。她坐在床边，看着这个住了二十多年的房间——双人床、衣柜、梳妆台，每一样都是她精心挑选的，现在却觉得无比陌生。
收拾行囊
下午，刘建国果然又出门了，借口还是“加班”。
陈红娟在卧室里坐了两个小时，然后起身，打开衣柜，拿出行李箱。她收拾得很仔细：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常用药、身份证、退休工资卡，还有一本相册——里面是女儿从小到大的照片。
“红娟，你干啥呢？”婆婆推门进来，看见行李箱，愣住了。
“妈，我出趟门。”陈红娟拉上行李箱拉链。
“出门？去哪儿？那我咋办？”
“您儿子会安排的。”陈红娟平静地说，“他不是孝顺吗？让他好好尽孝。”
“你...你这是要丢下我不管？”婆婆慌了，“建国上班忙，你走了我怎么办？”
陈红娟看着婆婆焦急的脸，突然想起这三十年。婆婆没帮她带过一天孩子，没在她困难时伸过一次手。如今需要照顾了，却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应该负责。
“妈，您有四个子女。”陈红娟说，“轮流照顾是大家商量好的，不能因为我退休了，就变成我一个人的事。这不公平。”
“可...可建国说...”
“他说什么不重要。”陈红娟提起行李箱，“重要的是，我不接受这样的安排。”
她走出卧室，婆婆跟在身后絮絮叨叨：“红娟啊，你别冲动，夫妻哪有隔夜仇...建国就是爱喝点酒，没啥大毛病...”
陈红娟没回头。她换上鞋，打开门，走进初夏午后的阳光里。
车站与抉择
去车站的路上，陈红娟的手机响了。是刘建国。
“你去哪儿？”他的声音里带着怒气。
“去女儿那儿。”陈红娟说。
“你疯了？妈还在家呢！”
“那是你妈，你自己照顾。”陈红娟的语气异常平静，“刘建国，我照顾了你妈一周，尽到了儿媳的本分。但你想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对不起，我做不到。”
“你...你怎么这么自私？妈那么大年纪了...”
“自私的是你。”陈红娟打断他，“你想当孝子，却把责任都推给我。你整天喝酒晚归，把烂摊子丢给我收拾。刘建国，这三十年我忍够了。从现在起，我不伺候了。”
“你敢走就别回来！”刘建国在电话那头咆哮。
“随你便。”陈红娟挂了电话，然后把这个号码拉黑了。
几分钟后，女儿刘婷打来电话：“妈，爸刚给我打电话，说您离家出走了？怎么回事？”
陈红娟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女儿坚定的声音：“妈，您做得对。来我这儿吧，我给您收拾房间。”
“婷婷，妈不是去投奔你。”陈红娟说，“妈是去你那边找份工作，自己生活。”
“找工作？您都退休了...”
“退休了也能工作。”陈红娟看着车窗外飞逝的风景，“妈想好了，给人做住家保姆。既能挣钱，又有价值感，比在家伺候你爸和你奶奶强。”
女儿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妈，我支持您。您早该这样了。”
挂了电话，陈红娟靠在车窗上，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伤心，是解脱。三十年的忍让、妥协、委屈，在这一刻全都释放了。
新的开始
女儿所在的城市比老家大得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陈红娟没去女儿家，而是在中介登记了信息，很快找到了一份住家保姆的工作。
雇主是一对年轻夫妻，孩子三岁，需要人帮忙照顾。女主人姓李，是个律师，说话干脆利落：“陈阿姨，我们的要求都写在合同里了。主要就是带孩子、做晚饭、打扫卫生。周末您休息，可以自由安排。”
“工资呢？”陈红娟问。
“每月六千，包吃住。”李律师说，“如果您做得好，年底有奖金。”
陈红娟算了一下，比她退休金还高。她点头：“好，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随时。”
就这样，陈红娟开始了新生活。白天，她送孩子去幼儿园，然后买菜、打扫房间；下午接孩子回来，陪他玩、教他认字；晚上做一顿简单的晚餐。周末，她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公园散步，去图书馆看书，或者去看女儿。
第一个周末，女儿来看她。
“妈，您瘦了，但精神好多了。”刘婷打量着母亲。
“是吗？”陈红娟摸摸自己的脸，“可能是睡得好吧。以前在家，半夜要起来给你奶奶盖被子，要等你爸回来，睡眠都是碎片化的。现在一觉到天亮。”
“爸昨天又给我打电话了。”刘婷小心地说，“问您什么时候回去。”
“你怎么说？”
“我说不知道。”刘婷握住母亲的手，“妈，您真不打算回去了？”
陈红娟想了想：“除非他戒酒，除非他不再把照顾你奶奶的责任全推给我，除非他学会尊重我。否则，不回去。”
“那如果...如果爸提离婚呢？”
“离就离吧。”陈红娟笑了，“婷婷，妈五十三岁了，才活明白一件事：女人这辈子，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有退休金，现在还能工作挣钱，养活自己绰绰有余。为什么要回去受气？”
女儿看着母亲眼中闪烁的光芒，突然觉得，母亲好像回到了她小时候的样子——那个在工厂里当技术骨干，说话做事雷厉风行的女人。
两年光阴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两年过去了。
陈红娟在李律师家做得很好，孩子喜欢她，夫妻俩也尊重她。她攒下了一笔钱，足够她将来养老用。周末，她报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还学会了用智能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刘建国偶尔还会通过女儿传话，问她什么时候回去。陈红娟每次都让女儿回同一句话：“等你戒了酒，等你学会自己照顾你妈，等你真正懂得尊重妻子的时候。”
据说，陈红娟走后，刘建国不得不请假在家照顾母亲。但他根本不会做饭，也不会照顾人，三天就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最后只好打电话给其他兄弟姐妹，恢复轮流照顾的制度——每家一周，公平合理。
至于喝酒，听说戒了一阵，又复喝了。没人管他，喝得更凶。
这两年，陈红娟想明白了很多事。她想起刚结婚时，刘建国说“我养你”，她感动得不行；想起生孩子时，婆婆说“女孩也好”，她心里憋屈却不敢说；想起这些年，她为了这个家放弃晋升机会，放弃兴趣爱好，最后换来的却是理所当然的索取。
“红娟姐，您说女人结婚图什么？”有一天，李律师突然问她。
陈红娟正在择菜，闻言笑了笑：“以前我觉得图个依靠，图个归宿。现在我觉得，图个伴儿可以，但别图依靠。这世上，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李律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又是一个周末，陈红娟在公园里写生。这两年她爱上了画画，虽然画得不好，但过程让她快乐。
手机响了，是刘建国。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两年了，第一次接他电话。
“红娟，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了？”刘建国的声音苍老了许多。
陈红娟放下画笔，看着远处夕阳下的湖面：“刘建国，家不是我要不要的问题，是值不值得我回去的问题。”
“我都改了...酒戒了，妈也送回去轮流照顾了...”
“那你学会尊重我了吗？”陈红娟问，“你明白我这些年的委屈了吗？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你看，你还是不知道。”陈红娟轻轻说，“刘建国，我们结婚三十年，你从来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你只知道你想要什么——想要一个伺候你的妻子，一个帮你尽孝的儿媳，一个不会反抗的伴侣。”
“我...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和真正改变是两回事。”陈红娟说，“这样吧，我给你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等我这份工作合同到期，我回去住一个月。如果你真的改了，我们重新开始。如果没改，咱们好聚好散。”
“红娟...”
“就这样吧，我还有事。”陈红娟挂了电话。
夕阳西下，天边染成橘红色。陈红娟收起画具，慢慢往回走。路边的玉兰花开得正好，洁白的花瓣在晚风中轻轻摇曳。
她想起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黄昏，刘建国骑着自行车载着她，穿过开满玉兰花的街道。那时她觉得，这就是一辈子了。
现在她明白了，一辈子很长，长到可以重新开始。五十三岁不晚，六十岁也不晚。只要还有勇气，什么时候都可以为自己活一次。
手机震动，女儿发来微信：“妈，这周末我去看您，想吃您做的红烧肉了。”
陈红娟笑着回复：“好，妈给你做。”
夜色渐浓，路灯一盏盏亮起。陈红娟走在光影交织的街道上，脚步轻快而坚定。她知道，无论回不回去，无论未来怎样，她都不会再迷失自己了。
女人这一生，终归要学会在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这不是自私，是清醒。而清醒地活着，比糊涂地凑合，要幸福得多。
前方，李律师家的窗户亮着温暖的灯光。那是她暂时的归宿，也是她新生活的起点。
足够了。陈红娟想，这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