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红军的领导者们围坐在一张陈旧的地图前，他们的目光凝重而深邃，正对当前的军事局势进行细致的分析。
一位总部高层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停留在宁夏一带，然后缓缓摇头：“目前，我们不宜立即向宁夏进军。”他的话语带着坚定与决断。
“我们的根本方针，仍然是南征、东讨。”
“东讨的利益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还能为即将到来的新革命高潮做好准备。”
“因此，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努力扩大红军的规模，至少增加一万名战士。”
会议室内的气氛变得凝重，每位将领都知道接下来的任务艰巨而重要。
一方面军需要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原地集结训练，提高战斗力。
同时，他们还要密切关注晋军的动向，以便在了解情况后，迅速决定是向南还是向东进军。
东渡黄河天险，开赴山西前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战略部署在红军高层中已经形成了共识。
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红军高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央红军初至陕北的实际需要。
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
尽管红军已经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奠定了革命的新局面，但陕甘苏区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
这个地区的面积狭小，仅限于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边和靖边等几个小县。
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几乎没有工业，这使得红军的给养供应变得极为困难。
此外，这一地区人口稀少，兵源匮乏，使得红军难以迅速补充和壮大。
要改变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就必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更为严峻的是，陕甘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包围之中。
南面有东北军六十七军在延安、甘泉、鄯县和洛川一带驻军。
东南面的韩城、宜川则是十七路军主力部队。
西面环伺着的是宁夏军阀近10个师的虎狼之辈。
而国民党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沿着西兰路两侧蠢蠢欲动，随时准备进犯陕甘苏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红军高层决定采取积极的战略措施。
抓紧时间加强自身的战斗力训练，要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以便在关键时刻采取果断的行动。
同时也开始积极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义和镇等地，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队的身影频繁出现，如虎狼般四处游走，残暴无情。
红军若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主动出击，打破封锁。
在瓦窑堡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为红军指明了方向。
决议中明确规定，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将渡河东征，深入山西作战。
目标是击破晋军主力，并在晋西五县以西地区建立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新根据地。
同时，决议也提出了后续的策略，即根据实际情况和红军的力量，相机由山西向绥远发展。
红军总部根据决议向前方红军将领发布了命令。
军事上，要求前方部队在四十天内完成东征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命令他们向南夺取宜川、甘泉两城，完成赤化任务。
北路军则需立即出击，打击北面的进犯之敌，以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为东征建立稳固的后方。
在组织上，红军总部要求各方极大努力扩红，南线部队应完成扩红5000人的任务，并开始组建骑兵旅。
干部方面，后方需准备200人随军出发，前方则准备100人。
此外，还需准备300个排长，以备三个月后的使用。
红军大学的第一期学员需全部出校，同时第二批学员入校。
尽管决议通过了军事战略的基本策略，但东征的具体策略、行动方针、组织安排和具体部署仍需进一步细化。
总部指示下达后，前方将领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们认为，东渡黄河并创建吕梁山根据地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有两点顾虑：
首先，他们担心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仍然较弱，人数也较少，如果渡河时受挫，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次，他们担心在东渡黄河后，随着国军援兵的增加，红军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为了确保根据地的安全与稳定，他们必须慎重考虑每一次的军事行动。
1936年初，红军总部接连在1月10日和17日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核心议题便是东征战役。
会议中，领导者们深入探讨了行动方针、策略原则、组织安排以及开辟新根据地的具体工作。
明确提出了“稳扎稳打”的东征策略，旨在背靠苏区，稳固根据地，争取在黄河渡口的自由行动权。
会议结束后不久，红军总部高层向前线将领发出了回复，强调只有以晋军为对手，采取稳健的作战策略，才能确保胜利。
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作战要求，即在黄河沿线发展，迅速挺进敌后，进行野战急进，确保在撤退时能够安全渡过黄河，无隔断危险。
为了执行这一战略，东征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组成，以“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为番号，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每个军团都下辖三个师。
为了保证陕甘根据地的安全，红军留下了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和一些地方武装力量。
为了确保东征战役的彻底胜利和新根据地的开辟，红军总部和出征部队的指挥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红军成功阻止了从路川、鄘县进犯的东北军，打退了北线的敌人进犯，并包围了横山，进一步巩固了陕北苏区，为东征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
此外，通过扩红计划的实施，至1936年1月下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总人数增加到了2万人，调集的300多名干部也如数到齐，随时准备随军东征。
机炮团原本1500余人，加上过草地收容没有回归其原部队的人员，一共两千出头，拥有30门完好的火炮。
总部高层领导找到漆雕六日谈话，说明现阶段主力部队严重缺乏火炮，整支部队就剩下机炮团30门75山炮。
眼下将兵分几路出击，希望机炮团的火炮也拆分为四部分跟随主力部队出动。
因为这些火炮基本都是机炮团自己抢夺或修理的，所以总部也没有直接命令拆分，而是以谈话的方式商量探讨。
漆雕六日表示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提走24门火炮及相应的炮弹和马匹，机炮团留6门火炮就可以了，只提了一个自主出击作战抢夺火炮补充缺额的要求。
总部高层满脸笑容，连连称赞漆雕六日觉悟高有格局，原本以为能从机炮团挖走18门火炮就不错了，漆雕六日自己表明愿意让出24门火炮，真是意外之喜。
这年头部队对于火炮那是命根子一般守护，别人想调走一门都要大费口舌，这轻易搞定了主要任务，至于自主出击作战，让出24门火炮的机炮团自主活动完全不会影响大局。
漆雕六日对能拿到自主灵活作战的权限也很开心，75火炮对于漆雕六日来说要多少有多少，只是苦于没有借口拿出来罢了。
在1936年1月中旬到2月上旬的20多天里，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还在永坪镇、延长之间的地区进行了进行了政治动员和临战训练，为即将到来的东征战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保障东征的最终胜利，必须首先赢得渡河战役的胜利。
这一战役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征行动的顺利推进。
因此，抗日先锋军司令部对渡河战役的准备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红军的指挥员们亲自深入黄河的渡河地点，进行详尽的地形勘察，并组织了周密的战情侦察工作。
在此之前，第一军团已经对黄河西岸的各地进行了广泛的侦察，最初曾设想通过冰面进行渡河。
然由于今年春天的气温回升较早，黄河的冰层提前融化，只能采用船只进行渡河。
为了确保渡河工作的顺利进行，部队借鉴了长征中渡河的经验，并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和安排。
先头部队动员了当地的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地赶造了近百只大木船。
同时为每艘船配备了三至四名船工，并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以确保渡河的畅通和安全。
在紧张地赶造渡船的同时，还严密组织了对敌方的侦察工作。
通过深入侦察，对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以及纵深配备有了全面的了解，这为渡河战役的顺利进行以及渡河后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