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载坖的指示之下，罗万化等人看是和尼德兰使臣谈判，就尼德兰向大明转让造船技术和大明向尼德兰出口重炮等事宜展开谈判，而朱载坖则是在关注由太子领导实施的金融改革，太子之前已经和户部、少府监等衙门商量了具体的措施，也上疏朱载坖得到了御批。
太子的具体方略主要是两部分，第一就是加强对于各种民间金融机构的管理，现在随着大明经济的发展，各种所谓的钱铺、票号等机构层出不穷，他们主要经营各种银钱的兑换，储蓄和信贷业务等，这点和在西洋诸国所出现的各种类似的机构是差不多的，这些金融机构确实是为大明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但是也存在相应的风险。
根据各地的相关奏报，这些钱铺、票号等在实际的经营过程的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高利贷的问题，大明的利息高昂，这点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使得这些有钱人纷纷将资金投入到放贷中去了，而真正用于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的资金极为有限，同时这些富商大贾也通过放贷取息，获取巨额利润，使得不少百姓甚至是中小商人和工场主破产，这点是极为值得警惕的。
根据各地方官府的奏报，现在大明的利息确实是极为高昂的，既有四分以上的重利，也有一分到一分五厘左右的低利，整体上说，以二分、三分最为常见。这还是在朝廷多次明令严禁高利贷的情况之下所形成的，当然，朝廷的这些政令还是有些效果的。
根据地方官府的奏报，苏州府吴江县借米，成化以前是春借一石，秋还二石，至嘉靖前后则是降至四分至七分左右；借银钱，成化前是五分取息，嘉靖前后则约二分至五分。在浙江布政使司新昌县，永乐、宣德以前是借银钱为十分之利，成化以后则大多为加三加五，即三分五分之利了。
但是即便是如此，朱载坖认为这个利率也是非常之高昂，从朱载坖所掌握的信息来看，西洋的各国的利息均在一分以下，尼德兰是四厘，英吉利是六厘，六厘在西洋已经算是很高的利息了，而在大明，这样的利息是极为少见的。
在大明，抵押借贷比信用借贷利率要低一些。例如，典当铺的抵押借贷与私人的信用借贷比便是如此。虽然后者亦不乏三分以下的较低利率，然其中大量存在的五六分乃至十分以上的高利，这在典当铺中大概是少有的。一般说来，月利三分便是典当铺经营中较高的利率了。
即便是这样的利息，现在仍旧是极为高昂的，朱载坖认为这些高昂的利息成为大明的经济发展的累赘了，同时经过各地官府的汇总，现在大明在放贷问题上的基本情况就是典当、商铺的放贷比一般私人的利率要低一些，南方比北方要低一些。
当然南方一样也有有七、八、九分乃至年利倍称甚至倍称以上的高昂利率，也有月利四、五、六分左右的中等偏上的利率，还有三分、二分、一分五厘乃至一分、一分以下的低利率。但与北方相比，较低的利率可能更常见一些，因而利率的整体水平也可能更低一些。
户部尚书庞尚鹏对此做了一些解释，庞尚鹏认为：“南方放债起利每岁只一分二分，北方常至八九分、十分。及至较量起来，则一分二分的利易办，随入随出，其利反多。”
南方由于商品经济发达，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息，就必须要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所以南方的这些富户选择的是降低利率以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这样确实是有了一些效果，但是实际上现在大明的各种利息仍然是极高的，朱载坖认为这些高利贷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大明经济的发展。
同时这些钱庄、票号等大规模的经营放贷，使得民间百姓的生计更加艰难，这点朱载坖还是很清楚的，所以朱载坖要求太子在这次的整顿金融中以打击高利贷，保障百姓的利益和规范这些钱庄、票号等制度为主。
太子在和户部、少府监等衙门商量之后认为，现在大明的放贷，主要是有两种情形的，按照借贷利率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是月利八九分乃至十分即年利倍称以上的高昂利率；二是月利三四分乃至二分、一分五厘、一分左右的相对较低的利率。
虽然这两种都是极为高的利率，但是也要有不同的处理办法，第一就是对于这些高利率，户部要会同刑部、大理寺等法司衙门和翰林院律例馆等衙署，制定相关的法条，对于滥放高息的，以刑律予以打击，现在大明疆土广大，现在很多新收复的地方还缺乏人口来开垦土地，朱载坖认为要增加流刑的适用比例，将这些人迁移往这些边疆地区。
而对于现在看起来相对比较低的这些利息，也要加以疼顿，首先是发布法令，限制放贷利息，对于这些钱庄和票号等金融机构，由少府监制定相应的利息上限，凡是超过的部分，百姓得向官府举报，一经发现，立即严惩。
同时为了打击这些放贷的行为，由太子奏请朱载坖，开征利息税，专门对于这些放高利贷的人，利息税的税率和利息相关，利息越高，所征收的利息税就越低，月息一分以下，免征利息，一分以上，征收三成利息税，每增加五厘利息，就增加一成税率，严厉打击高利贷。
同时这些钱庄、票号放贷必须登记，按时间交少府监或者是户部分司审查，凡是在法司衙门审理过程中发现的应当交税而没有交的案件，法司一律驳回，同时将其移交少府监或者是户部分司严惩，凡是要想经营放贷的，必须要经过户部分司或者是少府监分司的批准，未经许可的放贷债务，均系非法，各级官府和法司不予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