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之前也想过铸造其他替代货币的办法，但是铜钱在本朝流通范围太广，使用其他材料，百姓恐怕都很难接受，这点朱载坖还是很清楚的。再加上之前部院重臣的调整，朱载坖也还没有来得及说明此事。
原首席军机大臣徐渭、吏部尚书杨巍、户部尚书王国光等人以老病请求致仕，朱载坖予以准允，同时以庞尚鹏任户部尚书，调原中南总督李化龙入军机处，南兵部尚书赵世卿任协理京军兵部尚书，刑部左侍郎萧大亨升兵部尚书，原南刑部尚书余继登任刑部尚书，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升吏部尚书，将一干部院重臣们调整完毕之后，朱载坖才开始对于币制的改革提上日程。
从文思院和铸币厂的反馈来看，使用蒸汽机和新的冲床等机械，制造货币确实是很方便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因为现在的制造方式是将铜锭加以延展成铜板，然后再冲压成成货币，要是还是制造原本一文的货币，厚度就很薄了，再从铜锭制成铜板这个工序上就耗费很大，不划算，所以文思院认为，从节省成本的角度来说，起码是当十大钱作为制造的起点，当二十重四钱，当十重二钱，当五重一钱，当二重四分，成色定为紫铜九五，配白铅五。
朱载坖将文思院的这个方案和户部商量之后，遭到了户部的坚决拒绝，新任户部尚书庞尚鹏对于此事是极为反对的，他并不反对更改币制，因为使用新的制造方法确实是可以提高朝廷铸币的生产效率，但是庞尚鹏认为不能随意变动货币重量，此事是极为敏感的事情。
从汉唐宋，历代的皇帝都想过干这种生儿子没有屁眼的烂事，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庞尚鹏说道：“陛下，钱与物本无轻重。始以小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钱，则大钱轻而物重矣。始以铜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铁钱，则铁钱轻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钱、铜钱为等，而大钱、铁钱轻于其所等放也。以其本无轻重，而相形乃为轻重。且大钱之论，前宋有之，崇宁行当十以来，国之所铸者一，民之铸者十，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是国家操一分之利，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当两倍之物。又况夹锡钱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有三倍之贵，是以比岁以来，物价愈重，而国用愈屈，此非良谋也。”
庞尚鹏的看法是很明确的，就是一旦朝廷铸造大钱，必然导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这点是前代已经证明了的，不仅仅是庞尚鹏，内阁辅臣们也认为大钱不可行，尤其是这种轻质大钱，更是绝不可行。
次辅王锡爵说道：“陛下，考历代钱法，种类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尤速。而大钱无能行数百年者，此则陛下明鉴。”
朱载坖当然知道这种事情是必须要加以警惕的，一旦操作不当，就会导致经济动荡，给刚刚走上正轨的大明经济以沉重的打击，所以对于臣子们看法，朱载坖认为也还是有合理之处的。
朱载坖很清楚，朝廷的政令在有些时候能够有用，但是面对经济规律，不能仅仅依靠朝廷的政令就强推政策，这样很容易出事的，司农卿杨俊民也说道：“陛下，虽则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而且重臣们的考虑的更多的就是稳定问题，一旦真的发行这种不足值的大钱，就相当于朝廷直接掠夺民财，对于升斗小民来说是最为可怕的，他们的生计就会受到影响，而且大明是有过先例的，之前的宝钞，为什么最后破产，就是因为没有信用，朱载坖能够让大明制钱和银钱通行大明，重新夺回铸币权，靠的就是朝廷铸钱的信用，要是朝廷再铸造大钱，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用一朝断送，整个大明的经济就会陷入混乱的。
所以臣子们都劝谏朱载坖不要轻举妄动，朱载坖也表示此事重大，绝对不能轻易决定，太子作为负责日常政务的处理，自然也是知晓此事的，朱载坖询问太子的意见，太子也认为，朝廷可以铸造大钱，但是不能不足值，其实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大臣所反对的不是大钱，而是不足值的大钱，这点也确实是问题的关键。
原本铸造大钱并不是什么事情，但是之前的历代，铸造大钱最后的结果就都是铸造不足值的大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末三国时期，刘备偏处西南，发展经济受到局限，又连年征战，财政困难，军费紧张，只好采用发行大值虚币的办法来勉强维持。在大臣刘巴的建议下，刘备于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发行“直百钱”。直百钱有面文“直百五铢”和“直百”两种。“直百钱”的发行对蜀汉经济的发展立刻起到作用，“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还有就是宋徽宗时所铸造的崇宁当十大钱，实际只相当于三文的重量，所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之惨烈的，朝廷明目张胆的掠夺百姓的财富，经济直接混乱了，同时钱法大乱，盗铸横行，百姓盗铸当十钱，将小钱销熔为铜，浇铸为大钱，即可获得数倍利润。这些惨痛的教训使得大明臣子对于大钱是极为应激的，所以朱载坖提出这个大钱的时候，就必然遭到群臣的反对。
而且朱载坖必须要考虑得到民间对于此事的反应，对于这种事情，百姓肯定是极为敏感的，别说朝廷真的要实施此事，就是这种风声传出去，都会立即引发连锁反应的，所以朱载坖很清楚此事不仅仅要慎重，还要保密，否则的话就容易出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