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们所伪造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是要有意的抹黑成祖，用所谓的稗官野史来抹黑成祖，当然除此之外，太祖、世宗等皇帝也是他们抹黑的重点，他们喜欢的是孝宗那样的皇帝，但是很显然，朱载坖并非那样的皇帝，而且朱载坖对于所谓的稗官野史不再是采取放任的态度，对于朱载坖来说，他对于这些所谓的野史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
虽然有一些人认为朱载坖有搞文字狱之嫌，但是在朱载坖看来，言者无论这条只是相对的，你都骂到大明皇帝身上了，要是朱载坖再毫无反应的话，当朱载坖是什么样的人？朱载坖不仅仅要编纂国史，反击这些稗官野史，同时也要加强对于这些所谓的野史的管控力度。
朱载坖之所以要将这些东西给太子看，目的就是为了让太子知道这些人的用心险恶，靖难之事已经过去百余年了，但是仍旧有人为方黄齐等人招魂，他们明里是缅怀所谓殉节臣子，实则是对于现在大明皇帝的法统予以质疑，这事绝对不能姑息，不仅仅朱载坖要通过官修国史和打击这些所谓的稗官野史来反击这些胡扯的人。
朱载坖还将这件事情交给朱翊釴，除了要和朱翊釴说明白此事的重要性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和朱翊釴确定朝廷对于这些所谓的建文旧臣的态度，从正统以来，朝廷对于民间所谓私修史书的管理逐渐松弛，不愿再对于这些事情予以严厉打击，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官员，他们以自发的私人行为悼念建文忠臣，除了追思，还打折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的旗号，准备翻案，这显然是朱载坖所不能够允许的。
其实从正统朝，这个趋势就相对比较明显了，英宗再次复位之后，对于一直被囚禁在中都的建庶人有些同病相怜，毕竟自己也被肃宗囚禁于南宫过，所以能够感同身受，而且从永乐到正统，囚禁建庶人数十年，已经将当年的所谓建文余孽早就消灭干净了，成祖一脉的地位已经是非常之稳固了，英宗在这个时候将建庶人等予以释放，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英宗自己就说道：“亲亲之意，实所不忍。”
其实对比一下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对于李建成儿子们的处理，成祖已经算是文明了，毕竟很多时候斩草除根才是正常的做法，本来英宗的这个行为只是为了展示亲亲之仁的，但是英宗的这一举动无意间将大明民间的所谓怀念建文一朝的殉节忠臣的风气给带了起来。
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天顺朝的内阁首辅李贤，当时也是他力劝英宗释放建庶人的，李贤虽是英宗的臣子，但认可建文死难之臣是忠臣，其私人笔记《天顺日录》记载了较多的建文一朝所谓殉节忠臣事迹，表达了对他们的赞美之情与同情。如记周是修殉节事迹，写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伊、解缙、杨士奇与周是修有约同死，后俱负约，惟是修自溢于东篱下可谓从容就死者矣，把周是修与这些所谓的降臣比较，突出周是修的忠义气节，同时也对于所谓的建文君臣报以同情。
从李贤开始，大明对于靖难的禁令开始逐渐松弛，对于各种所谓的野史、笔记等都开始描写所谓的建文殉节忠臣，他们同时认为永乐年间对于建文臣子的处置太过分，朝廷应该予以宽松，官员除了追思建文忠臣，还隐含着宣扬忠义、教化地方社会的目的，如贵池知县龚守愚就认为：为政以表彰忠孝、振扬风纪为先。在贵池立忠臣祠祀建文死事臣黄观。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各种有关这些建文殉节诸臣的文章、书籍横空出世，其实朱载坖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就是所谓的由下及上，由臣到君的为建文君臣翻案了，到了弘治朝，这些思想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弘治六年的时候，兵科都给事中吴世忠就公开上疏称：“太宗皇帝奉天靖难时，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练子宁、黄子澄、邹公珪、魏公冕、颜瑰、齐泰诸人伏节以死，然至今未及褒表，似为阙典。因言：太宗之奉天靖难，乃武王之心，孝孺诸人之伏节死义，则夷齐之志，二者固并行而不相背，况仁宗皇帝即位之初，于孝孺公理诸人之事，俱尝明着诏书称其忠义，还其子孙，俾不失所。后至宣宗皇帝之世，凡诸恩意亦渐推举。今天下之人景仰诸贤之忠义如彼，而感叹三宗之明识远度如此。伏乞赐之爵礼，崇以庙祭，录其子孙，复其族属，以励士夫之节，慰忠义之灵。”
虽然孝宗平时一向很听这些臣子们的话，但是事关法统问题，孝宗还是坚决的予以否定了，一直到了世宗朝，由于大礼议的事情，群臣再度将此事拿了出来，请求世宗皇帝对于这些建文忠臣予以嘉奖，但是嘉靖并不傻，当即予以驳斥道：“诸臣误国，先朝诛戮，岂宜褒录？”
坚决予以拒绝，同时时任首辅夏言和继任的严嵩也对这种论调予以打击，但是民间的各种野史传播甚广，现在对于建文君臣的同情在民间是广泛存在的，甚至在之前朱载坖准备编撰国史的时候，很多官员上疏称：“革除间被罪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死无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士。”
已经公然将他们称为忠臣义士而不是罪臣了，他们以褒表忠魂，激励臣节为理由，多次请求朱载坖对这些所谓的建文忠臣予以祭祀，但是都被朱载坖所拒绝了，不仅如此，朱载坖在编撰国史的过程中，还重新强调了这些所谓建文忠臣的身份，仍旧是罪臣，维持成祖对于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人的结论。
但是现在民间的各种思潮和也是传播，确实是严重影响了朝廷编撰正史的行为，所以朱载坖为子孙计，必须要解决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