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在苏松详细了解的大明的进出口情况，大明是明显的商品出口大国，现在各地的商贾齐聚大明，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纠纷诉讼，地方官府实在是难以应对，现在这些地方官府面对这些诉讼确实是难以招架，所以请求朝廷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这些纠纷，减轻地方官府的压力。
这点朱载坖认为确实是有必要的，对于地方官府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行政，而不是处理这些商业纠纷的，但是这些商业纠纷也确实需要朝廷来处理，同时借由此将司法权从地方官府予以剥离，之前朱载坖命令设立县尉负责县的治安管理，在州府以推官负责案件的审理，在省由按察使司和大理寺分司负责此事，将司法与行政分开。
但是现在地方州县仍然有一定的司法权力，朱载坖认为可以借机在苏松等地开始试行取消地方官府的司法权，将司法权独立并且收归朝廷，按照现在大理寺的建制，大理寺分左右寺，以浙江、福建、山东、四川、贵州的刑狱属左寺，以江西、陕西、河南、山西、湖广、广西、云南的刑狱属右寺，还有驻各省的大理寺分司，作为大明的复核机关，从朱载坖即位以来，大理寺的权力得以增加，之前在刑狱上，刑部权力最重，其次是都察院，然后才是大理寺，现在大理寺的权力增加。
之前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为三法司。决狱之权三在刑部，但大理寺不同意时，可上奏圣裁。但是现在大理寺作为单独的复核和审判机关，朱载坖赋予了大理寺定谳的权力，将刑部变成一个负责治安管理、户政和内务的部门，而将司法权力更多的移交给大理寺。
而现在苏松的官司众多，已经远远超过了地方官府所能够处理的极限，这点确实要处理的，朱载坖在和随驾的重臣，还有苏松的地方官员们商量了之后认为，应该在苏松专门设立一个审判机关，负责处理苏松等处日益庞杂的诉讼、刑狱和各种纠纷，这点不仅仅是朱载坖这么想的，苏松等地的官员们也是这么想的，将司法案件交给专司处理，使得州县正印等够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面。
朱载坖在和南直总督劳堪、督师南京大学士沈鲤等人商量之后，决定将苏松等地的推官等极重到一起办公，将苏松等地的刑狱、纠纷等案件合并道一个衙门来统一办理，这样的话，地方官府就不必再受理这些刑狱等各种案件和纠纷，将地方州县正印从繁琐的案件中解脱出来。
朱载坖决定设立大理寺苏松分司，专司苏松的刑狱和各种诉讼纠纷的审断，苏松分司在苏州府和松江府还有下辖各县设立推事处，作为在基层受理案件的机构，同时在松江府、苏州府设立专门的民商推事处，负责受理有关民商事的纠纷，完善大明的法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明的讼师问题。
讼师以代写诉状、代理诉讼为业的职业群体，主要活跃于民间纠纷处理。但是他们的名声并不大好，他们勾结官吏、挑唆诉讼，被贬称为\"讼棍\"。该职业主要由未考取功名的文人、赋闲官员等组成，常通过文书技巧与诉讼策略协助当事人，但是在地方官府的眼中，这些人都是些搅屎棍，大部分的地方官员都不喜欢他们。
这些讼师大部分都是由州县科举无望的生员们组成，相当一部分生员不顾士风、脸面，出现无赖化的倾向。生员群体数量的扩大，也使得他们结党结盟、聚众扛帮，在地方社会中也更具有舆论声响。基于生员舆论影响的考虑及天然立场对于青衿的维护，地方的府州县官在司法审判中大多持宽容态度。这就使得他们更加积极的参与诉讼，毕竟在苏松之地，包揽诉讼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虽然其中有一些讼师提出了所谓三不管，也就是：“刀笔可为，但须有三不管耳。一，无理不管。理者，讼之元气，理不胜而讼终吉者未之前闻；二，命案不管。命案之理由，多隐秘繁赜，恒在长情推测之外，死者果冤，理无不报，死者不屈，而我使生者抵偿，此结怨之道也；三，积年健讼者为讼油子，讼油子不管。彼既久称健讼，不得直而乞援于我，其无理可知，我贪得而助无理，是自取败也。”
但是大部分的讼师都是给钱就上的货色，什么包揽词讼、教唆诬告都是常有的事情，很多地方官员对于这些人是极为讨厌的，认为他们煽风点火，无事生非，是地方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江南，由于生员众多，那些科举无望的生员都以从事这个行业作为捞钱的法门。
劳堪就对于这些人极为反感，他在给朱载坖的奏疏中说道：“此致讼之由有三：一种倔强之徒，见理不明，好刚斗胜，略有小事，以出头告状为才能，以熟识衙门为体面，此由情性之乖戾也。一种贪恶之人，意想诈人遇事生风，讦私扬短，未告则放风熏吓，已告则使党圈和，不遂其欲，叠告无已。此地方之喇唬也。更有一种教唆讼棍，心实虎狼，迹同鬼蜮，原无恒业，专哄平人告状。讼端既兴，则连用笔锋，播弄诡计，代为打点。愚者落局倾财，彼则暗中分扣。又多首鼠两端，原被俱收掌股，甚至鸠众公举，匿名揭告，谋代调停，撞吓大钱。迨词虚伏法，罪坐出名之人，而彼乃居然事外，有利无累。此等狡黠真不可一日容于盛世。”
劳堪请求朱载坖下达严旨，饬禁刁讼并访拿讼棍，严禁刁讼以安民生，朱载坖没有立即回复此事，而是和东南的官员们商量此事，朱载坖当然知道这些讼棍的害处，但是他们毕竟是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轻易予以罢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