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当然也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如果让礼部来操办这些事情，不见得会给徐阶、李春芳勋号，但是如果是朱载坖来办的，至少李春芳的勋号是有保证的，只要李春芳的勋号有保证，那么张居正的勋号就有保证，所以张居正才要求将这些事情由朱载坖圣裁，而不是礼部具奏。
而在收到礼部的题本之后，朱载坖批准了礼部所拟定的谥号，同时要求为李春芳拟定勋号，由内阁负责实施，还下旨对于徐阶、李春芳后代予以赏赐，徐阶李春芳都配享太庙。
朝廷正在忙于处理两位前首辅的身后事，而太子朱翊釴已经从南京出发，赶赴扬州，查看扬州的盐政情况，同时奉朱载坖的上谕，亲自前往前首辅李春芳家中吊唁，朱翊釴很清楚朱载坖最关心的都是两淮盐政，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又是两淮各运司的灶工，他们是食盐的生产者，也是朝廷控制盐业的第一道关口。
朱翊釴抵达扬州之后，首先就召见了两淮都盐运使兼提督盐政分司石昆玉，向他了解两淮盐政的情况，石昆玉向朱翊釴介绍了现在两淮盐政的情况，按照朝廷的盐政改革诏令，两淮盐政将原本的当地予以收回，然后接受了一批充军的罪犯，还有江北的无地百姓，将灶工人数从一万余人恢复到两万一千人，同时将这些荡地分配给灶工使用。
除此之外，两淮盐政分司还从少府监接待银钱，预先直接灶工工本，同时和附近州县合作，雇佣百姓和灶工一道，修复、新建各种产盐设施，保证食盐生产，不过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能够解决。
困扰两淮盐政的主要问题是盐政分司没有足够的钱粮，由于招募了大量的灶户，为了安置这些灶工，需要给他们修建房屋，置办制盐工具等，这些都需要钱粮，但是现在盐政分司账上无钱可支，这是个问题，朱翊釴当机立断，命令所需钱粮从少府监先借支给盐政分司。
还有就是现在朝廷要求将食盐是生产工场化，但是之前两淮都是使用团煎之法，按照这种办法，每一场分几团，每团分几户，轮流煎办食盐，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朝廷控制灶户。
按照石昆玉所言：“灶户必须于各自团内进行煎煮，本团之外煎办所得，即视为私盐，要受到惩罚。团煎的目的一是便于加强管理，二是为了让灶户能够协力兴工，弥补一夫一妇之力不足，有强弱相均之义，守望相助之理。”
现在朝廷要改团为场，同时要在两淮推动晒盐，石昆玉担心无法控制这些灶工。
朱翊釴于是详细询问煎盐和晒盐的区别，石昆玉是朱翊釴介绍了两种方式对于朝廷的区别，煎盐法需要灶具、柴薪和摊晒所煎之盐的场所，这些生产资料是贫苦灶户没有能力置办的，必须由朝廷出资配置。最简单的就是煎盐所需要的铁锅、铁盘等物，灶户根本没有能力置办如此笨重而庞大的灶具。更何况朝廷对铁实行严密的控制，灶户煎盐所用的灶具也只能由朝廷的官营工场供应，灶户不得私铸。
而之前朝廷为了控制灶户，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除了团煎法之外，还有火伏法和簿历法，都是用于控制这些灶户的，火伏之法，是由官府了解和掌握灶户开煎和煎毕的时间，以掌握其生产数量。簿历法是与火伏法配套的一种生产现场记录，灶户的生产情况都必须记录在案，定期呈交上级盐官审阅。通过这些制度，朝廷可以牢牢地掌控灶户的生产情况，从源头上杜绝私盐。
但是要是采用晒盐法的话，首先是在两淮没有晒盐的经验，很多地方的灶户不会晒盐，从从其他地方聘请灶工前来教授两淮的灶工晒盐法，第二个问题就是实施晒盐法的话，朝廷对于灶工的控制就会减弱，很多官员担心，采用晒盐法后，制盐相对简单容易了许多，相应地，灶工手中盐的总量也会迅速增加。也就是说，灶工会将更多的余盐透露给盐商或小贩，由此余盐也就逐渐转化成私盐，占据正盐的销售市场。
所以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实行晒盐法，但是朱载坖在长芦的经验证明，晒盐法在北方还是可以推行的，同时推行晒盐法还可以节省大量的燃料，对于东南本就缺乏燃料来说是极为有利的，朱翊釴仍旧坚持朝廷的推行晒盐的方式，他说道：“此陛下之深谋远虑也，淮浙之地，民居既繁，薪价倍贵，近又有垦灶荡为稻田者，薪亦不给。或欲禁民开垦，亦属难行。今既不用煎熬，所省柴薪无数，价值倍贱，江淮浙直民灶，咸被其利，岂非好事？”
至于灶工手中的余盐转化为私盐问题，朱翊釴认为和官府不讲信用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朱翊釴说道：“官府既不能讲求古法以处置余盐，复不能变钞法以补给工本，则贫民何所以仰赖而不为变，故私盐越禁越多，贫弱灶丁朝有余盐，夕望米麦，此皆朝廷之过也，焉能推之于灶丁？”
这也是朱载坖日常灌输给朱翊釴的思想，朱载坖一向主张，发生种种事端的时候，首先要思考朝廷的政策是否合适，是否便民，不要一发生事情就是刁民难治，很多事情都是朝廷自己的骚操作所导致的，就以余盐转化为私盐来说，洪武年间规定：灶户缴纳完盐课所剩余盐由朝廷统一收购，朝廷发给灶户本色米麦或者大明宝钞。但后来朝廷没有能力收购余盐，发给灶户的大明宝钞也逐渐形同废纸。朝廷不能合理地让灶户将手中的余盐转换成他们需求的生存资料，这些灶户就会想方设法地走私余盐。
归根到底，是朝廷先不上路子的，而不是民刁难治，想清楚这点其实很多问题就很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