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载坖的改革措施中，盐政衙门和运司衙门分开，盐政衙门专门管理生产，朝廷要参照各地的物价，制定灶户每丁的基础收入，然后保障灶户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等，在这个基础上，实施奖惩制度，朱载坖要求总理盐政衙门重新制定对于灶户的工食银和奖惩措施。
要改变朝廷和灶户的关系，以往朝廷将灶户视作治下的百姓，而将这些灶户们所生产的食盐视为灶户向朝廷所缴纳的赋税，朝廷无偿从灶户手中获取食盐，而灶户将这食盐视为赋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灶户来说，朝廷的盐课是不产生任何收益的，他们要想谋生，只能依靠生产的余盐，甚至是私盐，再加上盐商对于这些灶户们的盘剥，使得灶户们更加怠于生产。
而现在朝廷和灶户们的关系是雇佣，朝廷支给工食银，提供工具和生产资料，灶户为朝廷生产食盐，朝廷还要制定严格的奖惩标准，达成朝廷产量标准并且有超产的，要予以奖励，不能达成的，要予以惩罚，通过奖惩措施调动这些灶户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加强朝廷对于食盐生产的掌控力度，从源头上减少私盐。
而在朝廷商量怎么处置盐政一事的时候，新任两淮都盐运使和两浙都盐运使石昆玉和朱炳如都走马上任，石昆玉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账目，他首先发出告示，要求他们之前拖欠盐税的盐商主动到运司衙门来承认所拖欠的盐课数量，并且予以缴纳，一旦被石昆玉所查出来的话，不仅仅是要缴纳盐税，还要予以罚款的。
对于石昆玉的告示，这些盐商们无动于衷，既然如此，那石昆玉也不啰嗦，与朝廷派出的新任巡按盐政御史，还有从都察院派来的审计署官吏一道开始对两淮盐政历年以来的账目进行核实，核实一家就向其送达盐运司牌票，催缴盐税和罚金，不缴的，自然由巡按御史调度官军来收拾他们的。
除了催缴盐课之外，对于盐运司内部的官吏，也予以审计，按照涉及情节的轻重，予以降调、革任、弹劾和解送都察院等不同的处分，同时要求朝廷选派官吏到运司来充实运司，没收这些盐商私自占有的荡地等等，石昆玉延续了他的一贯作风，以廉直着称，按治当地土豪劣绅。
而在京师，文华殿内，朱载坖和太子朱翊釴两人正在谈话，太子一直想出去，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这次朝廷整理盐政，肯定是要派出大员巡视的，朱翊釴一直想去看看，但是朱载坖给他是出了题的，要是朱翊釴的答案不能使得朱载坖满意的话，朱载坖是肯定不会放朱翊釴走的。
有关盐政，朱载坖给朱翊釴出的题目就是应该怎么处理朝廷和盐商的关系，朱翊釴经过多次思考之后，有了一些答案，所以向朱载坖汇报，朱翊釴认为，虽然现在朝廷是要打击这些盐商，只是因为盐商的势力过大，影响了朝廷的盐课。从盐商的实际地位来说，仍然是大大不平等的，盐商依赖于权力，这点是很明显，就像这次，虽然盐商们掌握了食盐的运销渠道，对于朝廷的盐政改革极为不满，但是仍然不敢公开和朝廷对抗，采取的是消极抵抗的形势。
朝廷要想收拾这帮盐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是依附于权力的，对于朱翊釴的这个判断，朱载坖还是赞同的，盐商们想要巴结权力，从对象选择来看，当权者为主，兼顾具有仕途前景的知识精英。盐商选择支持后代、同族、同乡中的优秀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们兴办学校，教育后代和同族中人；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远道而来的士子给予极大的支持，不仅在会馆中予以接待，甚至会对其学习和功名求取予支持，从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权力的渴望。
朱翊釴认为，对于盐商的这种想法，要坚决予以制止，不能让他们得陇望蜀，掌握了权力，在这点上，要坚决予以打击，朱载坖闻言点了点头，朱翊釴继续解释他的想法，朱翊釴认为，应当密切盐商和皇室的关系，形成盐商-皇室-官僚体系三足鼎立的模式，在整个盐政系统中，皇帝要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调节盐商、盐税、百姓、官僚等一系列的关系，使得这些大盐商从依附官僚体系变成依附于皇权。
朱载坖于是问道：“要有具体的方法才行。”
朱翊釴也确实想过一个具体方法，就是引价的会商制度，引价是盐政的基础，朝廷、盐商、百姓的利益都在其中，肯定是要重视的，引价过低，朝廷的盐税不能保障，朝廷利益自然是受损的，引价过高，则会引起私盐泛滥，朝廷盐课同样会受损，而且导致百姓利益受损，所以权衡引价，是个极为重要的事情。
一方面盐商需要有一定的利润以维持生存，扩大贸易，另一方面朝廷的盐课和百姓的盐价也是必须要顾及的，所以朱翊釴认为要以引价会商制度为纲，建立起盐商、朝廷、皇帝的互动机制，从引价来说，盐商于朝廷，百姓于盐商，盐政官员和地方官员，种种矛盾是错综复杂的。
一般来说，身负盐课重任的盐政官员，与盐商各种利益关联在所难免，因此更多地考虑盐商利益，希望盐价较高。而身为民政官员的地方督抚，往往顾及民情政情，希望盐价较低。而朝廷和皇帝，就要在其中充当裁判员，权衡利弊，最终确定一个合适的引价，使得朝廷、盐政、盐商、地方、百姓都能够满意。
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皇室和盐商的关系，使得盐商和盐政官员之间互相制衡，保证盐法不废弛，朱载坖听了之后说道：“总归是有所长进了！”
朱翊釴当然是极为高兴的了，这就意味着朱载坖是同意了朱翊釴出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