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直接将球踢到了庞尚鹏这里，而庞尚鹏也感到极为头疼，当夜就赶往首辅张居正的府上，问计于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养病在家，但是朝廷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张居正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也知道庞尚鹏来的意思是什么，不过张居正并没有接待庞尚鹏，只是令自己的儿子，翰林编修张嗣修给了庞尚鹏一句话，要他据实陈奏。
张居正很清楚，既然朱载坖并没有要张居正回朝，就是不想让张居正介入此事，那张居正和他的党羽们在这件事情上就不必参与的，得到了张居正的指示之后，庞尚鹏赶紧去撰写奏疏，张居正要他据实陈奏，庞尚鹏于是将解盐、淮盐之争的详细始末都上奏朱载坖。
解盐的行销区先增后减，屡有调整，是时大臣建议随奏随行，无所阻滞。嘉隆之时，河东与两淮的盐官围绕南阳、汝宁二府归属问题不断上疏，结果各得一府之地。隆庆四年解池遭遇水灾，盐产骤降，河南境内私枭肆行。解盐和淮盐围绕开封、归德二府的市场争执不休。
按照大明之前的制度，解盐行销于整个山西，陕西省的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省的怀庆、河南、南阳、 汝宁四府。与解盐相毗邻的芦盐行销于河南的彰德、卫辉二府，鲁盐行销于开封府， 而淮盐的行销区被限制在南直隶大部和江西、湖广二省，但是这个行盐区域的划分对于淮盐来说他们自认为是不利的。
因为从开中的角度来说，边商确实是愿意从山西就近支取食盐，然后在附近贩卖，所以在大明初年所制定的这些行盐区域的划分中，解盐的行盐区域确实是被人为的扩大了的。现在两淮与解盐所争夺的行盐地域，主要就是河南的南阳、汝宁两府，河东与两淮盐区争执不休，双方矛盾日深。从嘉靖以来，两盐区围绕着二府的归属问题展开了反复的争夺。
之前在鄢懋卿总理盐政的时候，曾经对于淮盐和解盐的行盐区域做了一次调整，由户部出面，确定了淮盐与解盐的行盐地方，当时的规定是：“河南南阳、汝宁二府原系两淮行盐地方，后令河东与两淮并行，遂致争辩不已。酌远近为分土，汝宁属淮北，盐运自寿州河入。南阳属河东，盐运自陕西入。惟舞阳一县地界汝、南之间，水路可通，仍行淮盐便，自后各守分地，不得越境私鬻。”
庞尚鹏认为，之所以淮盐和解盐之间争夺不断，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利益，盐税征收的顺利与否开始与盐商盈利的多寡相互关联，而盐商的盈利情况又与市场销盐的多少直接挂钩，即所谓“盐少则利微，商亏则课逋”。而现在考成日益严格，而朝廷对于盐运官员的考成，最主要的科目就是盐税的多少。
所以为了完成考成，各地的盐务官员为了保证己方的盐税征收，对于食盐市场的保护愈加重视起来，由是河东、两淮二盐区围绕行销区的争执也就变得越发激烈。而具体到这次两淮和解盐的争执，两淮盐区官员认为汝州原本就属南阳府，河东据此可既得汝州，复望南阳。河东盐场早已凭借成本、路程优势，把南阳府视为禁脔，又怎肯与两淮分享。解、淮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
而这次淮、解行盐的争执起因，还是隆庆四年的水灾，当时大量淡水流入解池，导致盐花不生，产盐锐减这是根本原因，而盐商们的操作则是直接激起除山西之外的其他解盐行盐地方的不满，庞尚鹏在奏疏之中说道：“解池减产，于是设法浇晒以求足数，其行之山西者则捞者也，其行之河、陕者则晒者也。晒盐味苦，不可以口，市不得鬻。有司者或别项征银抵价，或抑勒铺里承买，而民间实用反取之私贩，而民病矣。”
山西盐商的骚操作使得陕西、河南等地原本行解盐的地方民怨沸腾，百姓不愿意使用解盐，山西道掌道御史李戴就上疏直言其中弊端，他在奏疏中称：“河东盐花之生大减往昔，取数不盈，一也；山路崎岖，转运不便，二也；商人因脚价之重，不掺和不足以偿本，沙土参半，味苦不佳，三也。”
所以这次很多之前行解盐的地方也纷纷上疏，不愿再行解盐，他们的理由是由于解盐价高质劣，百姓不愿意食用，私盐泛滥，国课亏损，这些官员们在奏疏中称：“盐徒兴贩，在北者取之长芦，在南者易之两淮，是河南五府名属河东，其实所食者长芦、两淮之盐矣。民食朝廷官盐，乃令假手于盐徒之私贩，不亦深可惜哉？为今之计，莫如量为通变，近北者分属长芦，近南者分属两淮，近西者仍属河东。庶盐行既便，其价自减，彼私贩者不禁而自息矣。”
但是河东巡盐御史金阶上疏称现在解池的食盐生产已经得到了恢复，他在奏疏中称：“今春琼珠布满，盛夏捞采，可足数年。淮商富，解商贫，数年盐少以来，微本压垫，负累已久。今盐花甫盛，而复夺其行盐之地，此辈有委而去耳，如边饷何复？”
支持解盐的晋党最主要的论据，就是解盐关系到朝廷的边饷和军储，这确实朝廷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朱载坖对此也十分的头疼，因为解池减产，对于山西的经济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山西的官员们也纷纷上疏称：“往者解池减产，乃创为预责商办，待池盐盛生补给之说。迄今为河东大害，环中条数百里间，富家无故破产者十室九矣。”
而在这场行盐地域的大争夺中，原本应该发声的两淮盐运司却一言不发，原本朱载坖还颇为好奇此事，结果一看，两淮巡盐御史孙继先为山西盂县人，他肯定不愿构怨于乡党，所以只能选择不吭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