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很清楚，直道的建设是很重要的，但是驿传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一些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方，邮驿系统就极为重要了，兵部尚书王崇古也说道：“陛下，驿站所以宣布政令，络绎往来，无有停止，事最浩繁，费亦弥广。”
作为兵部管理的重要机构，驿传是非常之重要的，驿站和递运所承担着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的重任，按照大明会典对于驿传和相关人员执掌的介绍：“驿，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粮、庖厨、裯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直于府州县，而籍其出入。”
作为朝廷重要的信息部门，驿传的重要性是满朝皆知的，朝廷为了保证驿传的通畅，制定了严格的规定，采取使用如符验、勘合等关文来对乘驿人员进行限制，但是到了现在，各种对于驿传制度的破坏层出不穷，兵部尚书王崇古就说道：“陛下，士而任京职方面，旅食佣价，似亦非体，往往假借勘合、牌票以乘驿。即不然而自行遣牌，州县未常有不应付者，听其自取，而无以制之，非法也，更甚者借关夫马，使驿传虚构，非为体也！”
各级官员甚至家人奴仆，违制使用驿站，在大明已经是不稀奇的事情了，按照大明定例，驿递的关文正常情况下只有驰檄和致仕的名义才能使用，其他的一些出入京官员借讨兵部、都指挥使司、布政司、按察司的关文，假借这些部门官员的名义起关驿站的夫马，就是借关。
更有甚者，官员对役夫以各种名义索求钱粮，如赶牵钱、堂罗钱、见面钱等等林林总总，役夫作为驿传系统中最底层的人，面对官员的勒索毫无还手之力，纷纷不堪其扰，困苦不已。虽然朝廷多次下达命令，要求整顿驿站，但是收效甚微。
张居正也陈奏道：“陛下，国初以驿递宣传王命、飞报军情，比者成法尽更糜费十倍。所过官承，必须正差勘合，填定职名、地方、夫马之数，方许应付。然驿传借关、分关之弊，禁之不止，莫若仿行会典所载事例，凡官员赴任远者，明给脚力，使官民不得为奸。”
现在官员们将朝廷的驿传系统作为自己的一项福利，随意支取，不仅使得朝廷国帑被浪费，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种事情屡见不鲜，驿站夫役作为社会最底层人士，在面对那些驿站官吏时都已被当成板上鱼肉，更何况是面对这些朝廷大员。这些过驿的公差人员往往利用自身权威的优势，对这些夫役，甚至低级别的驿站官吏进行分外的需索。
对于这种情况，两位都御史都是极为清楚，左都御史海瑞就说道：“陛下，进来风气不正，公差人年倚势掯索，如凌江驿开报，廪给一副鸡鹅等物，用银至四五钱有之，送下程用银至七八钱有之，与其余驿递应付船只，则开用水手二三名。人夫七八名，而用银至七八钱一两有之。马一匹则开人夫三四名，用银至五六钱有之，以致浪费无经。”
同时都察院对地方州县的审计也发现了端倪，由于驿传系统的供应维持属于地方州县负责，本来照例是动用留存钱粮予以置办的，府州县官吏会利用自身的权力从中渔利，如各种账目混乱，船只，明明已经腐朽损坏无法使用了，却还在册籍上派编看守船只的民夫，实际上根本用不到这些人。地方州县衙门一旦需要用到人夫，则用监狱里的犯人凑数以此躲避自己的罪责。马匹有的是现存的，但州县官员又在簿册中开列重新雇买的价银，加上每个月的草料银，构成不小的数额，这些银两会被这些官吏挪作他用。
除此之外，还有直接明目张胆的从中贪墨的，已经贴给使客银两却还私自给付其人夫与船只的现象，并比规定的给付数量还要多。驿传的管理混乱，贪墨横行，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辛了。
在驿传系统中，毫不夸张的说，州县官吏们在其中中饱私囊的行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仅就都察院所查获的各种贪墨行为来看，主要有使客来驿站后，驿站官吏没有进行挂号开牌等登记留底工作，而是直接给付了人夫与马匹，任意消耗人力物力。
本来应该是沿途一体，驿站官吏却不验证前后驿站的证明，随便多开夫马。有些驿站按理每年夫役只有十名，但巡按御史就按照文书册籍的记录逐个清点，人数远多于此。遇到有时一个月的使客只有极少几起，那些官吏就将人夫逐个派去做事来欺人。
有时官员名义上是为了修造红船，实际上只是弄虚作假地涂了点油粉。有时官员的记录看起来是用银两置买铺盖陈设，实际上却从中克扣渔利，将银两藏匿后仅用极少的数目拿去置办铺陈。驿站的官吏还可以从起关牌票繁琐的流程中获利，府县等地方上的吏员也能从编派夫役的过程中渔利。
海瑞、杨继盛总结来说，现在驿传的问道就是：滥给马匹、虚张仪卫、官吏役占、铺张浪费、需求无度。
尤其是在朝廷实施赋役征银之后，按理说地方在编列财政的时候是有一笔的驿传银的，但是地方官员甚至直接贪污挪用驿传银两，以至都察院的巡按御史们在清理各地驿传库存银两时感慨自己从未见到过那些积累下来的驿传银，一经清查，就是被地方各级衙门挪借一空。
说白了，正如海瑞等人所言，驿传最大的问题就是冗滥，不但有勘合（或符验、火牌）的滥发滥用，给驿标准及范围的渐宽，各驿站马匹、物料不断加增，以及各种无名之费日增等情况。这些不但加重的百姓的负担，平白的增加了朝廷的开支，还影响了真正要紧的公文传递，这是朱载坖所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