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朱载坖也进行了一轮道路的大规模营建，但是主要是在北方和沟通两京，而且服务是军事的意味是很浓厚的，但是这次朱载坖要求修筑一条沟通南北的直道，其规模显然是巨大的。
朱载坖提前从兵部和工部了解了现在从京师到广州的路径，现在东京师到广州，要途径北直隶、河南、湖广、广西、广东，从京师出发，先经过顺天府-保定府-真定府-顺德府进入河南布政使司，然后在途径彰德府-卫辉府-开封府-南阳府进入湖广，然后是经由襄阳府-承天府-武昌府-岳州府-长沙府-衡州府-永州府进入广西，再经由桂林府-平乐府-梧州府才进入广东，然后经肇庆府抵达广州。
这条驿路就是京师和广州的陆路联系通道，也是大明沟通南北的重要道路，而现在朝廷也算是府库充盈，朱载坖认为，两广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是越来越大，朝廷必须加强对于两广的控制，所以朱载坖命令工部会同地方各有司衙门，详细勘察道路，准备修筑京广直道。
朱载坖上谕下达之后，那真是粪坑例丢炸弹，粪量十足，之前还在讨论南北问题的大明官员们，现在都来讨论此事了，两广和沿途州县出身的官员们自然是支持的，但是也有不少的官员认为这条直道的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根据工部的粗略估算，从广州到京师的这条直道，总长度已经超过了五千里，大明还从来没有修筑过这么长的直道，别说大明，就是历朝历代也没有干过这么庞大的功臣。
一些官员们甚至认为，这是和隋炀帝开运河一样的亡国之举，他们激烈的上疏反对，认为此举浪费民力国帑，要求朱载坖以史为鉴，不要过度损耗民力。
工部尚书郭朝宾上疏陈述了京广直道的五难，第一就是直道要跨越黄河、长江等众多的江河，一些小的江河固然是可以修筑桥梁，但是大江大河以大明现在的技术水平显然是不足以修筑桥梁。
第二就是道路所途经的地方复杂，不仅有平原，还有山地、丘陵，甚至要是土司的辖区，朝廷要在这些地方征收土地，修筑道路，恐怕不仅仅是要朝廷给予这些被占土地的所有者予以经济上的补偿，甚至可能会因为此事激化土司和朝廷的矛盾。
第三就是耗资巨大，对朝廷会造成极为沉重的负担，工部仅仅是粗略计算，耗资就已经达到了一千七百万元，相当于大明朝廷一年财政收入的大半，对于朝廷来说，这种经济负担实在是过于沉重了。
第四就是相比于海运，朝廷花费巨资所兴建的直道在运输时间和运力上都不占优势，现在两广的大宗物资起运都是通过海运，也还是很方便的。
第五就是如果要兴修京广直道的话，就必须要动员规模的庞大的劳动力，这些人都是精壮之士，将这些人集中起来用于修筑道路，不仅有可能耽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更加危险的是，这些精壮劳动力的集中，对于朝廷来说本就是极为危险的事情，前元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治河啊，当年顺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强征民工15万人开凿两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黄河东去，合淮河入海，时紧工迫，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食钱”。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
贾鲁开河后，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一面加紧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河道上。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大河南北，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迅速聚集义军数十万，一举将前元推翻。
这个理由也是群臣们反对的主要理由，大量的壮丁聚集，一旦有心怀叵测之辈在其中的话，加以煽动，恐怕就会引发民变，而这些精壮劳动力的民变是极难处置的，一旦真的发生民变，对于朝廷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朱载坖苦心经营多年的良好局面，就可能一朝丧尽，所以很多官员都上疏反对此事。
而朱载坖对于这些奏疏都采取不报的态度，表明自己对于修筑京广直道的坚决态度，朱载坖为此专门召见了内阁辅臣，朱载坖很清楚，自己首先要取得内阁辅臣们的支持，才能够将此事在朝廷上推动。
朱载坖问道：“张师傅怎么看此事？”
张居正说道：“陛下，此事之难，不在于北，而在于南也！”
朱载坖明白张居正所说的意思，对于京广直道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北方，而在于南方，因为在北直隶甚至于河南两省，京广直道可以和两京直道共用很长一段道路，对于这两省来说，实际上要动工兴修的道路并不长，麻烦的是在南方，从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这四省是要在原有道路上加以拓宽新修的，工程的难点也就在南方四省上。
所以张居正才说难者，不在于北，而在于南，而张居正认为最麻烦的就是湖南和广西这两省了，这里不仅仅是地形复杂，更加重要的是有不少的土司，朝廷要想在这些地方征收土地，兴修道路，恐怕就会和这些土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点才是最麻烦的。
至于很多官员所担心的大量劳动力聚集所造成的不安定因素，张居正认为倒是其次的，因为朝廷采取的招募民工的方式，只要朝廷能够保证工钱和粮食的足额发放，这些百姓是决计不敢闹事的，至于财政上的压力，张居正认为看起来一千七百万的投资极为巨大，但是实际上分年投入的话，将一年的工程投入控制在四百万之内，对于朝廷的财政来说是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