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的动作很快，很快就搜集了相关的材料送达朱载坖的案头，朱载坖和朱翊釴父子两人在处理完政务之后仔细查阅这些资料，其实明法科从设置之后的变化并不大，主要就是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实施了大规模的变化。
按照唐代和北宋前期的制度，明法科主要的考核科目是朝廷法条和儒家经典，对于朝廷法条的考核范围主要是：“明法试律、令各一部，通过帖和策的方式考察，律、令各试十帖，律策七条，令策三条。合格标准为：识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粗知纲列，未究指归者为不通。全通者为甲第，通八已上者为乙第，已下为不第。”
除了朝廷的法条之外，明法科也要考察儒家经典，只不过难度比之明经科要稍微简单一点罢了，而且明法科的出仕官品确实不高，按照唐宋规定，进士明法出身的，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比之明经科尚且不足。
和唐宋其他诸科一样，明法科及第之后也还是需要吏部考试的才能够觉得是否能够做官的，吏部以身、言、书、判四项来考察，具体标准也有规定：“凡择人之法有四: 一曰身, 体貌丰伟；二曰言, 言辞辨正；三曰书, 楷法遒美；四曰判, 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 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
但是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安时比较重视明法科，再他的改革之下，新科明法则依试法官的方法，只试《刑统》大义和断案，排除了儒家经典，而且明法科的地位也得以提高了，按照王安石所制定新科明法的出仕规则，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各州司法参军，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
这下是大大提升了明法科的地位，使得明法科的地位超过了进士科，仅次于制科，所造成的结果也很简单，按照宋史的记载：“异时士人未尝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进之，而无不言法令。”大量的士子开始学习法律，想要走明法出仕，不过随着新法的废弛，明法科还是回到了诸科最末的地位。
朱载坖就此事和太子朱翊釴讨论起来了，朱载坖问道：“太子以为，王安石的新科明法最终为何失败呢？”
对于王安石的新科明法，最终为什么失败，太子朱翊釴的看法是和王安石的新政一样，最终由于反对的人太多，不得已被取消了，确实，王安石的新科明法实施之后，反对的声音是一直不断。
当时人认为士之末者，乱世之事也，他们纷纷向朝廷上疏称：“进士科上可以陈皇王之事，述道德之任，试于贤良诏是也；下可以通经义之精，服诵习之劳，应礼传科是也。明法不足取也！”
如殿中侍御史刘挚就认为：“臣窃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礼义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旧制明法最为下科，然其所试必有兼经，虽不知其义，而止于诵数，而先王之意犹在。今新科罢其兼经，专于刑书，则意若止欲得浅陋刻害之人、固涉深险之士而己。”
认为明法科所选拔出来的人，都是些浅陋刻害、固涉深险，说白了就是一帮酷吏罢了，而在中国历史上，酷吏的名声一向是极差的，如张汤、周兴、来俊臣等人，在斑斑青史上是什么名声，不问可知。
而在司马光当政之后，肯定是要将王安石的所有政策予以推翻的，司马光的态度就更为激进，他在奏疏中说道：“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以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才，敦厚风俗也。”
司马光的看法就更加激进，司马光认为通晓法令是当官者必备的素质，明法科考试没有设置的必要，如果为士者能够知道义，自然与法理融会贯通，如果不知义，只专刑法，就会使人流于刻薄，并非长育人才的办法。从此时开始，明法科虽然有所更易，但是基本上沦为摆设，到南宋彻底消亡。
所以朱翊釴的看法是新科明法的消亡主要还是和当时党争有关，朱载坖认为朱翊釴的这个看法并不算错，从整个明法科的设置来看，从新科明法的取消到明法科的彻底消亡，确实和当时的党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朱载坖认为，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朱载坖认为，这和中国的儒法关系还是有很深刻的联系，从汉武帝以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以儒家治国，但是法令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也有人认为实际上是儒法并用或者说外儒内法，但是朱载坖认为，儒法关系没有这么简单。
从历代以来的官方说法，虽然是以儒家治国，但是从来也都是强调德主刑辅，也就是既要有怀柔教化之功，也要有刑杀镇压之力，更多的时候是儒法合流，汉文帝和汉景帝以儒家德化治国，同时重用法家张释之执法，形成儒法合流，而唐太宗以儒家仁政为导向，任用法家戴胄、刘德威完善法制，儒法合流达至鼎盛。
这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从宋以后，虽然说仍旧是儒法合流，但是儒法关系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儒占据了支配地位，而法则完全成为了工具，这点从刘挚、司马光等人的奏疏中就可以看的出来，在他们眼中，法是为儒服务的，也就是所谓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最终的结果就是明法科被彻底废除，后世虽有律条，但是根本无法严格执行，一味以所谓的儒术治国，并非正道，要博采众家之长，才是办法，尤其是法，这是君王们手中的一把刀，君王们拿什么来制衡这些臣子们，唯有以法绳之才行，所以朱载坖对于明法一科是很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