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这些小官吏员，劳堪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打不得管粮郎中，还打不得你们这些小鱼小虾吗？劳堪对于这些人，就是一个字，打，记不清楚了，打三十杖好好想想，狡辩喊冤的，就是直接掌嘴，虽然劳堪的办法很简单，但是确实管用，这些平日里锦衣玉食的官吏骨头能有多硬？
在劳堪的严刑拷问之下，很快就交代了他们和江南的粮长豪绅们勾结，对朝廷的漕粮进行调换、盗卖的事情，不过令劳堪不解的是，他们虽然大规模调换本来应该交给朝廷的漕粮，但是每年交到京通仓的漕粮却还是能够保证，他们拿什么保证这些漕粮呢？
粮长们和这些仓场官吏们勾结，主要是将本来应该用于支付给运军的运费也就是加耗部分予以贪墨，他们一面增加对百姓的加耗，如朝廷规定的加耗是每石四斗，也就是十分之四的加耗，但是实际上他们向百姓征收的，最少也在七斗，有的甚至是一石两斗，极端的到一石五斗，平均都在一石以上，也就是说，朝廷要收到一石粮食，粮长们要从百姓们手上收两石。
而这些多余多来的粮食则是全部被这些粮长们和官吏们私分了，除了加耗本色之外，还有加耗折色，这些加耗原本也是为了补贴给运军们的，但是也都被这些粮长们和官吏私分了。
但是运军们千里运粮，没有盘缠是不行的啊，漕粮是不能动的，而且是必须如数按时解运到京通仓去的，但是现在这些本应发给运军的运费也已经被这些粮长们伙同官吏们予以私分了，运军们也是需要路费的啊。
于是在这些官吏的操作之下，允许运军随船附带土特产。但限制为每只船十石，并只能易换柴盐，后来他们发现利用这个漏洞，可以帮助他们去贩运私盐，毕竟上谕里也说了可以携带土特产，你就是食盐是不是南直隶特产吧？在这些官员和粮长豪绅们的运作之下，弘治时，朝廷将运军可附载的土产数量增加至四十石。正德时又增加到六十石。
而漕帮就是这些豪强粮长们控制运军的工具，他们通过朝廷的漕船，帮他们贩运私盐到北方，运军们也从此中获取运费，好完成朝廷运输漕粮的任务，但是到了现在，运军多以夹带回空、贩私为业，由此而严重影响到漕运的正常进行。
具体到这次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就是太过于贪婪导致的，正常来说，各仓兑运漕粮十月开始征收，十二月停止。官 军到达时，便开始兑运。如果过期限没有完成粮食份额，则监兑官等先行从重追究责任。也就是说隆庆十三年的漕粮、加耗和加耗折银，早就征收完毕了，按理说朝廷要改革漕运的风声，他们应该早就知道了，但是这些人就是利欲熏心，明明知道朝廷已经打算改革漕运了，但是他们仍旧将所有的钱粮瓜分的一干二净。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们就是认为朝廷不可能这么快就对漕运大动干戈，毕竟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嘛，其实对于漕运，大明朝廷也不是第一次起了改革的心思，之前的历代先帝，但凡想有一些作为的，无不在漕运上打主意，但是最终都无疾而终，没想到朱载坖和张居正这一对君臣，都是个坐起立行的主，要做就是立马做，一刻都等不得，朝廷刚刚放出风声，没想到隆庆十四年就进行改革，这下使得这些粮长们头发昏了。
银子、粮食自然是已经分出去了，这东西，既然是分出去了就断然没有收回来的道理，这些豪强和官吏们，谁都不愿意把自己到手的银子给吐出去，而由于今年是第一年实行大规模的海运，无论是浙直总督杨继盛、还是南直隶巡抚蔡国熙都是十分重视此事的，尤其是蔡国熙，亲自坐镇松江府，一袋粮食一袋粮食的查验，这些粮长们想要蒙混过关根本不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将各水次仓中历年囤积的粮食和原本准备送京师的粮食先应付了蔡国熙再说，而朝廷还安排了两百万石的河运漕粮，他们很清楚，他手中的这些粮食是绝对通不过京通仓的查验的，拿再多银子京通仓的官员们也不敢收这种粮食入仓的，但是朝廷的漕粮是必须要起运。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些粮食照常起运，然后再制造事故损失掉，这样账不就平了吗？只有这样，才能够将他们盗卖漕粮的事情遮掩过去，他们认为淮安天妃闸是个好地方，因为这里确实是经常出事故，每年有不少的漕船在此出事，而且过了淮安、徐州就出了南直隶了，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
他们买通漕帮、纤夫以及管闸的官吏，共同作案，制造了震惊大明的天妃闸覆船案，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盗卖朝廷漕粮、贩运私盐的大罪，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盗卖的漕粮何止千万石，还有走私私盐的攫取的巨额利润，绝对是极为惊人的。
劳堪命令这些官吏在供词上签字画押，然后将一干人犯钉镣收监，同时将这些人的供词以密疏形式急递京师，然后才准备退堂。
劳堪这才说道：“不想这样一桩惊天大案，不消三言两语，被老夫审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漕署的官吏们纷纷恭维道：“都是部堂大人明镜高悬，秋毫必照也！”
劳堪这才一拍惊堂木，说道：“来，退堂！”
而赴徐州查验水次仓的王国光等人，刚刚抵达徐州，徐州水次仓就突然起火，仓敖一 百座，房一千间，全部付之一炬。其中储存的苏、松、宁、池、庐、安、广德等处的漕粮颗粒无存，王国光吓得从马车上跌下来，说道：“这下祸事来了！”
而当夜，羁押在漕运总督衙署的户部常盈仓管粮郎中和已经招供的数名官吏，在漕运总督衙署内离奇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