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佐渡岛上，徐渭听取了工部的官员和工匠的汇报，在佐渡岛的中部相川的相川金银山储量最为丰富，而且易于开采，同时相川金银山、西三川砂金山、鹤子银山以及新穗银山四座金银矿都具备大规模开采的价值，保守估计年产白银可达一百余万两。
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佐渡岛上缺乏足够的人力来开采这些金银矿，岛上原本的百姓数量是不足的，现在徐渭急需的就是大量的军户，帮助朝廷稳定的将佐渡岛吃下来。
徐渭一方面向朝廷上疏，请求迅速转运军户、粮秣、冬装等物资，同时在佐渡岛上征发当地的百姓，先行开采容易开采的银矿，修筑道路等基础设施，保证朝廷的之后的大规模开采金银矿。
而在倭国，对于大明的举动，各地大明也是议论纷纷，不少大名对此事议论纷纷，对于大明的行为颇有不满，但是也没有人真的站出来号令倭国，和大明开战，一来是资格不够，有资格的无非就是织田信长，可是他并不愿意出来，甚至拒绝了倭国朝廷的太政大臣和征夷大将军的封号，在安土城不知道和自己的亲信们商量什么。
而其他大名自问没有这个实力和号召力，武田胜赖虽然远不如乃父武田信玄，但是武田家毕竟是倭国很强大的大名，实力颇强，即便是织田信长，也不敢说一战就将武田家覆灭，但是大明一战就将武田家赖以成名的赤备队歼灭，将武田胜赖彻底打服，大明官军的实力，可想而知。
这些倭国大名们见织田信长都不敢出声，他们就更加不敢出声了，毕竟连武田家都被大明打服了，其他人去不是送菜吗？
但是这些大名明面上没有动作，背地里小动作可不少，织田信长的盟友德川家康就和织田信长多次商量应该怎么处理此事，和目空一切，叫嚣出兵越后、甲斐的羽柴秀吉不同，德川家康就显得比较谨慎了，他认为暂时不要和大明动兵，德川和织田信长联手，击败大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即便是获胜，恐怕也是惨胜，倒是自己和织田信长，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所以不如静观其变。
德川家康的想法和织田信长不谋而合，上杉景虎、武田胜赖都是织田信长的敌人，大明控制了他们其实对于织田信长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织田信长认为，大明没有一段时间的消化，是不可能完全掌控越后、甲斐等国的，而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应该趁机消灭敌对势力，然后举倭国全国之力，再和大明交战，这样的话，胜算更高一些。
所以现在大明和倭国保持了一种比较默契的平静。而徐渭则是向京都派遣了使臣，奉大明皇帝和礼部的命令，向倭国朝廷传达大明的旨意，主要是对于倭国朝廷的申斥，朱载坖在诏书中历数了之前倭国朝廷的种种不恭顺的行为。
从嘉靖年间的争贡之役，还有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的倭寇，这些都是倭国对大明不恭顺的种种的行为，还有不尊臣节，不向大明朝贡，僭越称天皇等，大明礼部列举了倭国朝廷的种种不恭顺的行为，要求他们给大明一个交代，如果倭国不给大明一个交代，大明就自己讨个交代出来。
尤其是对于倭国擅用天皇名号一事，大明礼部认为这是绝不可以容忍的，这是形同叛逆的僭越，因为在中华，上一个使用天皇称号的是唐高宗，也就是说，倭国国王用天皇是擅用天子尊号，僭越已极，礼部对此事极为愤怒。
面对大明的申斥，倭国朝廷也很快上疏为自己辩白，他们声称天皇乃是倭国自古以来的叫法，绝不是有意僭越的，为了证明这点，倭国还详细向大明介绍了自己的家谱，倭国声称，天皇的称呼，在天武天皇制定的《飞鸟净御原令》中就有出现。自第一代神武天皇起直至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可追溯到两汉之前，绝不是倭国有意僭越的。
而至于倭寇问题，倭国朝廷对此也予以了解释，他们声称这些倭寇都是倭国境内的亡命之徒，在本国也是罪犯，所以逃窜到大明沿海，倭国朝廷对此深感愧疚，愿意鞠躬九十度以表达抱歉。
至于不朝贡等事，他们辩称是由于倭国国内不消停，海上也贼寇四起，所以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倭国朝廷的诡辩，大明使臣并没有多废话什么，大明并非对于倭国内部的情况不了解，大明也知道所谓的倭国朝廷，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比汉献帝都不如的东西，大明之所以要特意遣使倭国朝廷，对于这个毫无卵用的倭国朝廷加以申斥，实际上政治意义更大一些。
大明就是要坐实大明和倭国的宗藩关系，因为之前大明的倭国的宗藩关系始终是不太明确的，洪武元年，太祖皇帝“遣使颁诏报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各四夷君长”，很快，安南、高丽等国纷纷遣使朝贡，恭贺新生的大明帝国，唯独倭国没有前来，在洪武一朝，大明和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
直到永乐朝，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接受博多商人肥富的意见，以“日本国王臣源义满”的名义，遣肥富和僧人祖阿携表文向明朝朝贡。成祖十分高兴，认为有蛮夷来朝，是作为天子之德的铁证。因此立即册封源道义（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赐日本国王之印，发给堪合符，明朝正式与倭国建立宗藩关系。
但是和大明建立宗藩关系的事室町幕府，而非倭国的天皇，虽然幕府是掌握实权的，但是天皇才是倭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说白了，倭人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其内心的不恭顺，天皇并没有向大明称臣纳贡，去僭越之号，而是以幕府将军领所谓的日本国王，既要和大明通商的好处，又不行向大明称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