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对于朝鲜王室来说是一件极为屈辱的事情。这涉及朝鲜建国前的两个疑点，一是李成桂是否高丽权臣李仁任之子，二是李成桂是否弑杀高丽四位国王而建国。
对于朝鲜来说，这是涉及到其立国正统性的问题，朝鲜对此是极为重视的，从得知此事之后，就一直不断的向大明上疏辩解，李成桂并非李仁任之子，在永乐年间，成祖曾经有关改正的说，当时成祖刚刚靖难完成，朝鲜是藩属中第一个向成祖朝贡的，朝鲜提出了此事之后，成祖曾经说过：“朝鲜国王奏，既不系李仁任之后，想是比先传说差了，准他改正。”
但是成祖的话，你就听听罢了，千万别当真，他还答应宁王中分天下，答应朵颜三卫可以在大宁都司放牧了，成祖这话，只不过是是稳住朝鲜罢了，成祖自己也很清楚，这话可是写在皇明祖训上的，太祖在祖训中教导后世子孙：“凡我子孙，钦承联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这点成祖是很清楚，他是绝对不能去改皇明祖训的，只是当时成祖刚刚通过靖难之役取得帝位，在国内人心未稳，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成祖嘉其忠诚，是以厚之，朝鲜的朝贡无疑为其合法性增光添彩。 实际上对成祖和李芳远来说，政权合法性的证明是双向的，成祖在这个时候需要稳住朝鲜罢了。
但是皇明祖训是断然不能更改的，成祖靖难的法理就是皇明祖训，要是成祖以即位就更改皇明祖训的话，那就有些滑稽了，所以成祖虽然答应了李芳远要更改有关李成桂的相关信息，但是实际上成祖并没有，也不可能去修改皇明祖训，只是在新修的大明一统志中加以说明，《大明一统志》中对李成桂的宗系及建国问题做了相关更改：（洪 武）二十五年，其主瑶昏迷，众推门下侍郎李成桂主国事，诏从其自为声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汉城，遣使请改国号，诏更号朝鲜。
历代大明君臣对于这事的态度就是不怎么搭理，怎么去改？哪个敢去改皇明祖训？何况又是为了朝鲜一个藩属，所以对于这事，虽然朝鲜人是十分的积极，但是大明君臣根本不想搭理朝鲜人。
武宗时重修大明会典，朝鲜就遣使辩解，武宗也是一如既往的表示大明已经知道了，下旨给朝鲜：“尔祖李成桂原不系李仁任之后，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令改正，今尔又具奏陈情，诚孝可念。特允所请，降勅谕以朕意，尔其钦承之。”
虽然历任皇帝都下旨，但是大明君臣明显是把朝鲜当猴子玩，虽然武宗有明旨，但是礼部尚书毛澄并没有立即更改，而是忽悠朝鲜君臣，《会典》所录专据祖训，不可追改，但 《会典》随时而增损，不久就会重修，到时肯定会根据此圣旨改正。
实际上从正德、嘉靖、隆庆三朝，朝鲜都多次派遣使臣，向大明说明此事，但是嘉靖也是继续忽悠朝鲜人，嘉靖下旨称：“既是朝鲜国陪臣所呈本国宗系事情，既有节奉祖宗朝明旨，尔部里便通查，备细开载，送付史馆，采择施行。”
但是嘉靖十六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四十二年派出专门的辨诬使询问大明重修会典的进度，但是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修呢。现在隆庆朝又开始修订会典了，朝鲜人再次旧事重提，想要将此事改过来。
此事并非王锡爵的职责，王锡爵只能答应由他代为转奏李昖的奏疏，李昖将自己的奏疏呈递上来。
他在奏疏中说道：“臣今听知《大明会典》所录，不惟宗系未蒙改正，又加先祖所无之恶名，一国臣民惶骇罔措。先臣新讳出处本末及四王终始，无一毫可疑之迹如此，而不逞之徒，造为诬辞，流闻上国，不惟地下之灵含怨抱痛于冥冥之中， 抑亦圣朝宝典恐或未免于传化。此臣之所以搨额植胸而不知自止者也。伏望圣慈，仰遵先皇帝之命，许正传说之谬，臣一家得祖其祖，先臣某亦雪幽冤，不胜幸甚。”
李昖的谢罪奏疏和辩污奏疏到了朱载坖的案头之后，朱载坖召集重臣们商量此事，总的来说，李昖本人对于大明还算是恭顺的，臣子们认为加以申斥，令其约束臣下，不准再越境打击女真人，断绝和倭国的往来，同时严惩这次带兵越境的朝鲜将领。
朱载坖还加了一条，要求朝鲜将釜山港口允许大明水师停泊，为大明水师提供补给，当然大明水师也会照价给钱的，朱载坖主要是要让天津水师展开远洋训练，熟悉从大明到辽东、朝鲜，甚至倭国的路线，同时一方面监督朝鲜，不允许朝鲜同倭国有任何交往，另一方面也算是变相为朝鲜提供一点安全保障了。
至于朝鲜人所提出来的宗系辩诬的问题，大明的观点还是能拖就拖，难以改变。
朱载坖说道：“如此行事，恐令朝鲜离心啊。”
毕竟朝鲜现在是大明非常重要的藩属，该抚的还是要抚的，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礼部尚书赵贞吉，因为这事礼部是最有发言权的，
赵贞吉想了想说道：“此事之关键在于，要改动祖训，为一藩属，而轻动祖训，岂不是因小失大也。”
这是大明君臣的一向观点，毕竟对于朝鲜的记载，确实是来自于祖训，成祖都尚且不敢改，后世之君，又何得擅自改动呢？至于朝鲜方面的资料，李朝肯定是不希望李成桂背上弑君的骂名的，所以朝鲜的资料并不可信，仅凭朝鲜一家之言，就去改动太祖之圣训，赵贞吉认为是不可取的。
赵贞吉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大明臣子们主要观点，对于朝鲜心心念念的宗系辩诬，大明君臣是极为冷漠的，只想维持现状，不愿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