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两宋关于市舶司的制度已经算是很齐备的，各种制度还是很完善，但是朱载坖认为还是有所缺憾，首先是只有进口税，没有出口税，这个是一个缺憾，其次就是对于走私的打击没能够细化。
其实走私这个问题历来就是非常严重的，从有市舶司以来，不法商人为了逃避税收，就开始走私。到了本朝，那就是更是厉害的，虽然本朝厉行海禁，但是实际上私下里的走私贸易异常兴盛，甚至由此诞生了庞大的海商、海盗集团，他们亦商亦盗，甚至与外夷勾结，或者直接与倭寇合作，成为嘉靖年间倭寇的主要来源。
要想开海，第一个障碍就是这些所谓的海商集团，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力，称雄于海上，不剿灭他们，中小商人就无法从事海贸，而且他们倚仗着自己所拥有的武力，是决计不可能乖乖交税的，所以必须要对他们痛加剿灭，树立朝廷的威严，使他们敬畏国法，才能收取盗足额的关税。
第二个障碍就是东南的士绅集团，如果是海上的海上集团是暴力抗税的话，那他们则是倚仗特权偷税。他们才不屑于用这么鲁莽的方式来干的。毕竟人家可是书香门第，累世簪缨，要想偷逃一点税款，有的办法，可以利用自己在官场上的能力，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征税政策，好方便自己少缴税。
再者说，即便不使用这种办法，这些士绅们也有的办法偷逃税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通收税的小吏，毕竟一般来说这些小吏都是本地人，和这些士绅们关系密切，士绅们只要稍微使些银子，就可以偷逃大笔的税款，这些都是朱载坖要重点防范的，决不能像之前的隆庆开关一样，开了个寂寞，最终朝廷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反而使这些士绅们赚的盆满钵满，使郑芝龙这种枭雄做大。
和讲官们谈完之后，朱载坖单独召见内阁首辅徐阶，就此事询问徐阁老的意见，面对朱载坖的询问，徐阶也向朱载坖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开海，徐阶并不反对，这点朱载坖也早就想到了，徐阶自己就是代表东南士绅的人物，当然不会去阻止此事。
但是徐阶向朱载坖提了几个问题，徐阶认为，在开海取税这个问题上，朝廷要面对几对关系，第一是朝廷和商贾的关系，朝廷开海，是为了获取税收，商贾出海也是为了赚取钱财，从这一点上来说，朝廷与商贾的目的是一致，但是商人逐利，朝廷征税，少了无济于国家，多了的话，不仅会打击商贾出海的热情，也会滋生走私，这其中的分寸，是值得把握的。
第二点就是中枢和地方的关系，市舶司也罢，海关也罢，总归是在地方州县的地盘上，那么这个税银，是归地方，还是解户部，亦或者说中枢和地方分润这笔税银，怎么分配，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说徐阶认为，要想开海，必须先把这些事情解决好了再说，切不可操之过急，开海与否，是国家大政，务必要深思熟虑，尽可能做到万全，然后再施行，徐阶最后对朱载坖说道：“陛下，兵法有云，未虑胜，先虑败，此言得之，国家大政，诏书一出，就是万千百姓之生计，车载斗量之国帑，岂可轻忽？”
对于徐阶的话，朱载坖深以为然，徐阶确实一直都不是朱载坖心目中认可的首辅人选，朱载坖需要的是能够大刀阔斧推行改革，以雷霆之势弹压天下的宰执，而徐阶一贯以阴柔为主，做事过于从容，又受制于东南士绅和清流，很多事情徐阶显得有些无为而治了。
但是今日徐阶这番话倒是出乎朱载坖的意料之外，朱载坖便问道：“徐阁老是华亭人，对于海商之事，恐怕是有些了解的吧？”
徐阶笑了笑，对朱载坖说道：“陛下，臣家华亭人，当然是对海贸有所了解的，不过东南之人，其实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海贸利润巨大，然亦是风险极大，但凡敢于出海行商之刃，臣以为都是利欲熏心，胆大包天的凶徒，朝廷要想从他们手中收税，务必要谨慎啊。”
徐阶对于现在的所谓海商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确实都是一帮亡命之徒，为了银子，身家性命都可以不顾，而现在朝廷动动嘴皮子就想让他们乖乖的把银子奉上，未免有些痴人说梦了，而且开海之说，并非现在才有。
洪熙至正德时期，朝贡贸易几近废除阶段，民间海上贸易发展起来。海上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引得人们纷纷前往，到了成化、弘治时，东南的走私贸易已经是非常兴盛了，成化年间任礼部侍郎的邱濬，就曾经提出过效仿两宋设置市舶司的建议。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有关开海和禁海就要在朝廷引发争论，徐阶认为，无论是开海还是禁海，朝廷都必须谨慎对待，认真决策，不能再像嘉靖朝仓促决策，因争贡之役就立即废除市舶司，断绝朝贡贸易，朝廷本以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断绝倭寇滋扰，但市舶司的废除百害而无利。 不通外夷之情，断绝征税之利，利益散于下，海上又无法获得安宁。
徐阶对朱载坖说道：“陛下，祖训虽绝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废，有市舶所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征税之利，减戍守之费， 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垧，海上无宁日矣。故开与禁，须详审细议，不可一言以决，致生变乱。”
对于徐阶的话，朱载坖深以为然。而奉朱载坖密诏的胡宗宪，也从徽州老家赶赴京师，对于这位前兵部尚书的到来，朝廷并没有多大的关注，毕竟胡宗宪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赋闲在家的罪臣罢了，但是朱载坖在胡宗宪抵达的第二天就召见了胡宗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