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八旗中一般的辅兵，你们也没那能力割人家首级。人家那辅兵可比咱这将军的家丁们，还要厉害三分。
所以呢，诸位兄弟姐妹们啊，咱也就是听个热闹、过过嘴瘾便好咯。
然而话说回来，若真想有所斩获、立下战功，倒不如寻思着瞅准时机，出其不意地袭杀几个建奴中的老弱妇孺。
如此一来，既不会遭遇太大风险，又能给进建奴造成一定损失，这才算是一桩正儿八经的划算买卖呐……”
王二平终于结束了他滔滔不绝的讲话，此时下方原本安静聆听的村民们开始骚动起来。一些人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显然已经被他的话语所打动，心中暗自盘算着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
这些村民可不是普通的内地农户，他们生活在边境地带，长期与外界接触，养成了较为粗犷豪放的性格特点。实际上，许多人的祖上都来自于蒙古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改换成了汉族姓氏，并逐渐融入了汉族群体之中。
类似这样的场景，正在九边各个关口、大大小小的城镇和乡村不断地上演着。然而，这种情况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些皇家公司势力渗透最为深入、掌控力度最强的区域，比如京畿一带。其影响力以京城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波及到从东边的东江镇一直延伸至西边的大同镇等众多地方。至于其他边远的边镇军民们，则大多只是把这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笑话来听一听罢了。
或许那些身处偏远边镇的军民们认为，这不过是自家那位年轻气盛、充满幻想的皇帝所突发奇想出来的主意罢了。毕竟，那曾经颁布过杀胡令的武悼天王冉闵，其声名狼藉，最终取得的成就相当有限，而且落得个凄惨收场，实在算不上一个可供效仿的楷模人物。想必，他们坚信自己的皇帝陛下用不了多久就会幡然醒悟，将此命令撤回。
实际上，崇祯之所以想出这样一招，目的在于充分调动起广大百姓的积极性。当前阶段，要抵御来自东边女真人（即东虏）的频繁入侵和疯狂掠夺，单靠朝廷的军队力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发动全体大明子民，形成一片广袤无垠的人民海洋，方能让建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诚然，也许每一百个人当中仅仅只有一人会为此心动；而在这为数不多的心动者里，可能仅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够真正下定决心采取实际行动；更进一步说，即便在那些敢于付诸实践的人群之中，最后能够成功斩获建奴首级之人更是凤毛麟角。然而，这一切又有何妨呢？
崇祯所要做的，仅仅是在他的国民百姓内心深处播撒下一颗种子，植入一个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假以时日，这颗种子必将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直至汇聚成为一股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究竟是什么样的种子，又会留下怎样深刻的印象呢？
原来是一个关于建奴人的印象：在人们眼中，每一个建奴人都价值连城，他们宛如一个个移动的钱袋子，只需要众人稍稍花费一些力气和功夫，便能将其斩获收入囊中。
要知道，这些建奴人的首级可比田地里茁壮成长的庄稼、深山中凶猛无比的老虎以及力大无穷的黑熊还要珍贵得多。因为它们不仅代表着财富与荣耀，更是对敌人沉重打击的有力证明。
一旦这种印象深深地扎根于大明亿万百姓的内心深处，犹如一颗顽强的种子破土而出，并迅速蔓延生长开来，那么建奴距离亡国灭种的悲惨结局恐怕就为期不远了。
此时的崇祯皇帝清晰地记得，就在当下，皇太极所统领的八旗兵就算是满额计算也绝对不会超过六万人之数。而且由于建奴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这意味着他们的成年男性丁壮仅仅只有区区六万人而已。若是再把妇女、儿童以及年老体弱者统统算进去，整个族群的总人口数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二十万。
如此稀少的人口基数，如果放到后世去衡量对比，恐怕最多也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乡镇的规模罢了。
如此稀少的人口基数，或许仅仅只需一场蓄意而为的瘟疫爆发，便能轻而易举地将那建奴彻底从广袤无垠的东北大地之上抹去踪迹。
不得不说，这无疑是个极具诱惑且让人怦然心动的构想啊！然而，我们的崇祯皇帝却在经过长时间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最终选择忍痛割爱，无奈地放弃了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
当然啦，他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所谓的“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权至上”等等冠冕堂皇的说辞。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在于京城与辽东之间距离实在太过接近。以当下现有的科技水平和医疗条件而言，根本无法做到有效控制疫情传播范围。崇祯心里十分清楚，如果真要实施这场瘟疫行动，那么极有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甚至会波及到自己所在的京城地区。毕竟，他可没有像后世之人那般注射过各种各样的疫苗，可以说是毫无抵御病毒侵害的能力。万一不幸被瘟疫所感染，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呐！
不仅如此，崇祯还有着更为深远的谋划。他准备在南方同样颁布一道杀气腾腾的杀胡令，并且明确表示不分地域南北，只要是心怀爱国之情的侠义之士以及豪门大户人家的子弟们都可以踊跃响应号召，毅然决然地奔赴北方战场，共同抗击外虏入侵。
此外，来自云南、贵州、四川以及广西等地的土司兵也是不可小觑的力量。这些士兵向来以悍不畏死着称，堪称优质的兵源。然而，过去我们大明对待他们的方式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不仅充满歧视，而且采取了竭泽而渔式的策略，最终导致了奢安之乱这样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