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均田、迁民、耕者有其田的方向，和由技术统治的工业主义推出来的过程。
而在有序的工业发展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又是一个类似黄河治水的问题。
这么大规模的迁徙，需要的物资、人力、组织能力……涉及到造船、木材、煤炭、钢铁……影响到铁路、运输、运河、道路……等等，有序地发展工业，如同治理黄河一样，由专门的衙门负责协调等，又是高效且必要的。
简单来说，就是说，大顺这边的显学，推出工业的有序发展的路径，和圣西门历史上在法国推出来的工业有序发展的路径，是不同的。
但是，结论却是基本相似的。
并且，应该说，大顺这边的思路，走的更多的其实还是圣西门——孔德这条线，即把工业资本主义，作为将来的必然的永恒。
而看似有主观社思想的、人文关怀的、均田的这些东西，走的和圣西门的那套空想社的路径还不一样。
总之，大顺这边的显学一派，在均田问题上，等于是在当初刘玉和颜李学派之争的问题上，更接近刘玉的思路——刘玉和颜李学派都支持均田，但两边对为啥要均田是有分歧的、以及均田之后怎么办也是有巨大分歧的。
现在大顺的实学显学一派，他们是跳出了“仁政”——虽然打着仁政的幌子——的窠臼，且也跳出了复古、怜悯等的思路，而是以理性的推论得出了必须要均田的结论。
不是因为“小农太苦、遂要均田”；也不是“圣人井田，如今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更不是王安石兼并诗里的小农帝国必须要保证足够自耕农否则要完的小农帝国统治思路。
而是因为信奉工业是未来，而现在工业受阻于市场狭小、同时对外扩张已达此时之极限，遂必须要批量创造一些在资本主体生产体系之外的“消费者”的思路。
鉴于内地就算均田，也就人均三五亩地，也消费不起来，遂必须要集中力量完成前所未有的大东进运动。
而要完成这项远比修淮河、治黄河更要宏大的工程，就必须要有序地发展工业，依靠工业的力量来完成这场迁徙。
既然要发展这种工业力量，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投资又是“无序”的，所以又很容易得出历史上圣西门得出的结论——需要一个巨型银行，由这个巨型银行，向实业投资，解决实业因为利润不足而缺乏投资的问题；同时倾向于一些有益的、对普罗大众和未来有好处的、但现在却无人问津不肯投资的产业。
恰恰，大顺在刘玉跑路之后，借助北美的金山银山和海外疯狂吸金银，完成了货币改革，为这种大银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又恰恰，李欗政变上台后，通过行政手段的“赎买”土地、实则就是“强制储蓄、强制买工业债券”的政策，在修铁路建铁厂等问题上办成了几件事，似乎证明这一套东西是可行的。
于是，这么多恰恰；或者说这么多不是偶然的，而是从当年北征罗刹抓人造船征西北准备下南洋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所努力塑造出来的条件。
催生了大顺这边的显学。
在这里，实业、大工厂、或者说工业资本主义，被抽象为类似于儒家的三代之治之类的东西。
算是某种理想。
它是未来的。
同时也是永恒的。
并且是要达到的。
且由刘玉的那套“爱用之别，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粮食分配的一种手段”的扯犊子理论延伸出的资本主义思路——既然工商业只是粮食分配的一种手段，反过来说，亦即种粮食的农业、和生产布匹铁器的工业，都是以商品交换而为目的。
当然，这种思路，亦可以换个方向理解：大顺内部的市场，是有的。但小农土地不足，既要受地主动辄五六成的租子的盘剥、要是再被廉价工业品一冲，那就只有起义了。
而如果，弄死地主，去掉这五六成租子的盘剥，是不是被廉价工业品冲一冲，不至于活不下去呢？
现在钞关、子口的思路，也可以这么理解：既被地主弄、又被先发地区的廉价工业品弄，必死，所以锁住先发地区的工业品，继续保持旧体制，理论上按照过去经验，这套东西撑个250年还是没啥问题的，你看前朝不就撑了二百多年嘛。
而显学派的思路则是：的确，既被地主弄、又被工业品弄，必死。那为啥非要堵工业品？而不是把地主弄死呢？撑250年有个卵用？现在从崇祯皇帝上吊算起来都过去150年了，所以还不如大改、大动，赌在兴国公说的未来上呢。
其实这就是个简单的思辨问题：工业化不是个标签，不是个抽象的五饼二鱼，只要搞这个大家就都过的好了。
相反，在这个过程中，大顺的特殊情况在这摆着，小农只靠那点地，不靠老婆纺纱织布，连他妈的裤子都穿不上。而这种冲击，是极为痛苦的。
北美那边，历史上的威士忌法令，汉密尔顿的大工业思路，逼的一些小农起义。但那种起义，和闹笑话差不多——不自己酿威士忌去当副业卖，又不是活不下去，只是日子过得和以前差一点。因为最穷的，手里也有个七八十英亩的土地，不搓威士忌最多日子过得紧巴点。
而大顺这边，真要是逼到小农的老婆织布都卖不出去、换不到盐、换不到棉、换不到要交的税，那可不是威士忌叛乱那种闹笑话一样的起义可比的。
《宅地法》的“小农”，可以领取160英亩土地，也即1000亩土地。这在大顺，谁有1000亩土地，那不叫“小农”，无论如何也不是小农了。
而160英亩土地，是0.65平方公里。
大顺现在接近4亿人，就算8000万个家庭，按照每个家庭160英亩的标准，大顺单单耕地就需要0.65乘以8000万，亦即520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稍微算算，就知道这根本不现实的玩意儿，地球上没有520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就算不说什么刻舟求剑东施效颦，就算真的开了虫洞，这玩意儿也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地球上真没富裕到能让人均达到这个水平的资源。
简单来说，有人人均160英亩，有人就必须得死来腾地方，有人就必须得只有三五亩地。
这在大顺的意义，不在于什么公平与否，这个……此时的时代，刺刀说话的时代，先跑去扶桑的那些人觉得要是分离出去人人都是大地主，也不是不行，只要扛得住大顺这边的镇压就行。
而在于说，大顺这边的人，制定的标准就是“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标准，并没有不切实际。
按照这个标准，山东省在完成了黄河改道和微山湖垦耕后，就算一亿亩土地。那么山东的农业人口，只需要留100万户，亦即500万人。
现在的问题是，山东有接近3000万人口，大顺的工商业这年月再发达也发达不到能在一个山东省容纳2500万非农业人口的程度。
而一个省，甚至还几乎是最方便迁徙的省——既靠海方便坐船，又可北上关东、亦可东渡扶桑——迁2500万人口，那也必须要有序的、计划的去干。
刘玉的那一套资本迁民的套路，只是说保底儿——万一将来大顺炸了、改革失败、或者完犊子了、乱了几十年、军阀混战了，通过之前的保底，还能确保环太平洋地区的华人人口优势。
但也只是保底，距离解决大顺、或者说中国的问题，还差得远呢。
这也使得大顺这边的显学一派，非常顺畅地移动到了“有序的工业主义”的路数上，更要求大顺这边继续加强国家机器、加强官吏人数、加强对实业尤其是关乎迁徙的钢铁蒸汽机造船等行业的投资和发展等等。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刘玉跑了，死了。
于是，借刘玉之名而阐发的显学，是可以广为传播的。并且本身，这套东西，又为李欗的政变提供了合法性和理论支持。
如今，这些年过去，显学一派已成体系。
《兴国公经济释义》、《实业论》、《工商分配论》、《均田仁政论》之类的文章，传播日广。
只要不是活人，那么名声在大顺便可大显。
而显学，在大顺又必须符合一定的特定才能成为显学。
刘玉也不是没鼓吹过自由贸易。
但是，这套东西，尤其是如法国重农主义的那套东西，在大顺恰恰是没法成为显学的。
正如法国在1820年代，爆发了“自由的工业主义”和“有序的工业主义”之争。而最终是有序的工业主义，成为了显学；自由的工业主义，很难立足。
一样。
打着刘玉名号的，鼓吹立刻放开钞关、放开子口、放开资本管制、鼓励兼并的学派，自然也有。
但他们，不是显学。
不是不存在。
但不是显学。
毕竟刘玉的话，说的多了，哪一派都能找到可引用的话来证明自己这边是对的。
但关键是，文化和传统在这摆着、经济基础就是这样、现实状况大抵如此，有些学说就算存在，那也压根成不了显学。
而已成为显学的，随着刘玉一死，这些年甚嚣尘上，各种关于日后变革的小册子在先发地区广为流传。
如今皇帝又迎回了刘玉的尸骨。
这态度，不免有些过于明显。
有人欢呼雀跃，以为梦想可成。
有人如丧考妣，以王莽改制暗讽。
有人彷徨观望，自觉若能仓廪实亦未尝不可。
有人野心勃勃，提前拟好了不同的、相悖的文章，静待骰盅揭开。
只不过，虽然暗流涌动，但公开反对、甚至以“保天下、保圣学”为口号准备拉杆子起乡兵反对的人，倒是几乎没有。
中央集权还在。
旧时代的搞钱——养兵——弹压的模式，如今更是登峰造极。
因为现在的大顺朝廷，不但有钱，而且钱还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布匹、铁器、粮食，随时可以武装出一支军队。
实学派手里掌握的力量，或者说他们的新天下，又不只是两省而已，而是一个囊括日本、朝鲜、南洋、印度、西非欧洲市场的也是两三亿人的天下。
固然说，印度人不是大顺人，但他们依旧纳税、种棉、买货，为这个体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固然说，大顺内部的佃农，是大顺人，但他们又不可能跟着士绅走，最多也就是交点租子，“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边有百万生员。
那边有大几十万的实学弟子、军官团。
这边有地租收益。
那边有大工厂、殖民地、大种植园大农场的利润。
这边有宗族。
那边有高效的工业封建主义的大公司。
这边有保天下、护圣道，实则是维护他们的租佃体系和士绅统治的大义。
那边有天子、朝廷的大义。
的确，大顺的地方官员，叫节度使。
但这个节度使，只是用其名，可不是那种节度使。
看起来，若是皇帝锐意变法，只要别被人打出来一场“昆阳之战”，大约或许说不定变法就能成功。
似乎，是这样的。
至少，显学一派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看这架势，的确像是要准备这么干。
再说了，他们也觉得，貌似自己说的对、有道理，皇帝怎么可能不这么干呢？
然而。
许多天后。
一场隆重的、规格极高的葬礼后，暴风雨前的平静般的天下，终于等到了皇帝的一纸上谕。
昭告天下。
那些期待的、或者焦虑的、或者兴奋的、或者不安的……
面对着这纸昭告天下的上谕，却都有一种类似的感觉：
笃了个大劲。
放了个小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