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本就屡见不鲜，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经济继续发展，商业继续繁荣，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实力越发强大，那么这种分裂和洗牌也就会越快到来。
玩得好，赌赢了, 那么就是英国的平稳过度。
玩不好，玩崩了，那就是后世菲律宾的故事在这里上演，百姓宁可选择保守派大贵族，也不会再去支持工商业激进派。
《消费税法案》之后的辉格党分裂，本身就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产物, 城市工商业者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否则, 单靠坦普尔家族搞的小圈子, 是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
老马说，辉格党人是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这些让步。
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而每当辉格党人采取这种迫不得已的措施时，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样一来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然后他们就“紧紧贴在”这个“顶点”上……
而这场以《消费税法案》为导火索的辉格党分裂，本质上就是“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的这个“极限”和“最终”，到底在哪的问题。
换句话说，“爱国者党”这个标签, 是别人贴给他们的, 也是他们自愿接受并且引以为荣的。
那么, “爱国者党”所爱的英国，是谁的英国？
国家，是要有统治阶级的,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是谁的英国？这个英国的政策，又应该以谁的利益为主？
没有一个笼统而抽象的英国，实际上600万英国人中，此时法律上只有43万人算是人，剩下的不算。
而这43万人中，又包含诸多的利益。
是汉诺威家族的德国王室的英国？
是以地租为生的土地贵族的英国？
围绕着国王小圈子的垄断的政治家族的英国？
是东印度公司等垄断商业资产阶级的英国？
是城市的中间阶层的工商业者的英国？
西印度群岛的商人的英国？
以及，北美的那群盎格鲁人，是英国人吗？
这些问题, 就是此时英国党争的根源问题。
爱国者党本身就是辉格党内分出来的，他们也是以反对沃波尔、以及沃波尔后续的政府起家的, 并且一直在标榜自己代表“真正的英国的利益”。
实际上, 他们嘴里的真正的英国，是因战争而发财的资本集团的利益。包括詹金斯耳朵战争, 以及狂热的全球战略, 都是以商业资本的利益为导向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上, 他们比起那些保守派的辉格党、和那些托利党，亦或者德国的汉诺威国王意图搞的主权在国王, 是进步的。
毕竟, 此时贵族地主和王权势力，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并不是说这是两坨屎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绝笔复仇，既是个人恩怨的复仇，也是辉格党内部分裂之后的一次“消除异端”的政治复仇。
爱国者党的核心，就是因为英国特殊的物权继承法原则下，坦普尔家族分支出来的坦普尔家族、格伦维尔家族、利特尔顿家族，以及与其联姻和提携上来的皮特家族。
用后来乔治三世的话说：（这四个家族）亲戚关系，必然总是要么实行专横的统治，（如果他们不能统治）则会激烈的反对政府！他们想成为一个氏族，一个统治英国的氏族。
某种程度上，其实这批“爱国者党”，所追求的，更像是做“一个合法的、带有传统光环的克伦威尔”。
因为工业革命并未爆发，也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还不足够强大——如果足够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脱裤子放屁去找辉格党一起混，辉格党之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存在一个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当托利党消失的时候，辉格党也会消失——所以，因为他们不够强大，城市工商业阶层宁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力图成为克伦威尔式的人物上。
反过来，这些爱国者党，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源泉——既不是土地贵族，也不是德国汉诺威王室，而是城市工商业阶层。
刨除掉其中的大资本、以及金融街的那部分人，剩余的城市工商业阶层，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狂热性、软弱性、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扞卫的主动性。
约翰·莫当特，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明白爱国者党们所利用的那部分人的特性。
既明白他们的狂热，也清楚他们的软弱。
既然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舆论煽动——战争！全面的战争！否则就是卖国！——那么，这件事要煽动舆论的方向，就得是叫人潸然落泪的直布罗陀的守军的忠诚、英勇、坚守岗位。
这些守军在他的作文里的形象，越忠诚、越英勇、越在绝望中依旧坚守岗位。
那么，“坑死”他们的内阁、见死不救的国务大臣、领导战争失败的那些人，就越可恨、越该死。
而随后，战场上发生的一幕，给了约翰·莫当特，足够的灵感，以及足够的感触，妙笔生花、叫人身临其境。
…………
战场上，就像是某种宿命。
一百多年前，西班牙人在罗克鲁瓦战役的失败，宣告了西班牙时代的结束。
在一百多年前的罗克鲁瓦，西班牙人组成的最后的绝望方阵，被敌军包围，用大炮从四面八方轰开了方阵，最终变为一场破阵之后的屠杀。
此时此刻，竟如彼时彼刻。
穿插到地峡且攻取了英军营垒的战斗工兵，与大顺那边的守军主力，完成了对出击的2500名英军的合围。
两面是海。
是大顺和法国海军的炮舰占据了制海权的大海。
南面，是大顺在己方营地内的主力，从地峡的两翼向没有突破壕沟炮垒的英军包抄。
北面，是一个多营的、训练有素、拔堡迅速的精锐工兵。
2500多名英军，不得不在绝望中，结成了方阵，希望在后方的指挥官能够为他们争取到荣誉投降的机会。
这种时候，结方阵是绝对错误的。
但是，不结方阵，这仗也就没必要打了，绝望和军心尽失，再不结阵，那就是一场溃败和被人堵在地峡的屠杀。
残余的2000英军，组成了三个空心方阵，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防御着大顺军队的进攻。
此时军心已经彻底散了，全靠平日里军官苦训和棍棒的记忆，维系着基本的阵型。
而大顺这边的指挥官，也如同一百多年前在罗克鲁瓦的法军一样，没有选择用步兵去冲方阵。
当然，大顺也没有正规骑兵在直布罗陀，自也不可能用骑兵去冲。
而是选择了和当年法国人一样的办法。
开始将大量的火炮，向前挪动，显然是准备近距离对准英军的方阵，用方阵的克星大炮，把方阵给彻底轰开。
被包围的英军，绝望地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顺的炮兵，将他们闪亮的、或者黑乎乎的大炮，一点点从炮垒中拖出来，向前推进。
这种宿命般的场面，给了约翰·莫当特极大的灵感、无尽的感触，他像是英国此时流行的那种比喻、宿命、和圣经融合的笔法，描绘出一幅叫英国人感同身受的悲壮场面。
很多时候，文化隔阂是不可逾越的。
英国人才知道，英国人看什么能感同身受。
正如非基督文化的国家，不可能看懂《五月花公约》里关于出埃及记、旷野之困、神之契约、应许之地、不可回头的隐喻一样。
这种宿命的、绝望的、悲壮的场面，恰是能够打动英国舆论的场面。
这个场面，需要一个完美的谢幕。
投降，免除死亡，这不是完美的谢幕。
完美的谢幕，应该是方阵被大顺的炮兵彻底轰开，2500人为了扞卫自由与国教，冲着向他们劝降的中国军官，啐一口唾沫，用狂躁的语言骂一句：吃屎吧，异教徒！
然后，在山上堡垒中目睹这一切的主将，饮弹自杀。
这才是完美的谢幕。
于是，约翰·莫当特没有下达投降的命令，即便他看到大顺已经把24磅的重炮、和攻城用的大口径臼炮，拖到了距离被围方阵的二百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