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卒后，其北洋派分为皖（段祺瑞）、直（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两派，与奉军的张作霖，叛直后的冯玉祥、晋军的阎锡山，新直系孙传芳，与奉分裂出来的直鲁联军张宗昌、李景林，及地方上若干小军系，彼此勾勾扯扯，互争互用；南方广东军政府无力指挥各省，各省多有一个以上军头，有时内斗，有时联合对外，造成全国军系混战。
匪祸与内战，同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破坏社会民生、国家安全最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事的两面，彼此影响，互相依存。各军系招兵买马，争城夺国，是内战的主因；内战的发生，导致了大量的溃兵哗变，流散兵枪，甚至溃兵积聚成盗匪，更增加匪祸的声势。人民因战乱匪祸无以为生，当兵或为匪成了年轻人两大出路。军系收匪成军，视为常事，匪亦视“招抚”为升官捷径，黄淮流域，为主要产兵匪之区。北洋政府的国防军（直皖等系）多来自这一带。但着名的土匪：王天纵、白朗、“老洋人”张庆、孙美瑶亦在此一地区发际。张作霖亦是东北着名的胡匪，受晚清招抚，十数年间，不但变成“东北王”，且以大元帅开府北京。
这连绵的战争又导致了一系列灾祸的发生，导致中华数十个省份都陷入了苦难之中，百姓更是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因为大量的青壮劳力死于战争，导致大量良田无人耕作变成了荒田，华中及华北多个省份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现象，沿街望去全是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灾民。
四川和湖南、安徽等几个比较富庶的省份，军阀们为了扩充地盘和军队，更是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部分甚至于预征了四五十年的税收。云南和贵州地区的军阀更是鼓励人民种植大量的罂粟，这些罂粟制成的毒品被军阀们高价卖给了那些黑色商人和列强，那些无良的国际商人将大量的毒品制成了食品卖入了中华，搜刮了大量的民间财富。这些毒品的流入和滥用使得大量的国人变得麻木不仁，不仅摧毁了国人强健的体魄，更摧毁了国人昂然进取的精神。
另外，伴随这个年代的还有列强的侵扰：北洋政府时期，因承继晚清不平等之条约，列强的政治、经济势力遍及全国。有“条约”、“开放”、“停靠”三种口岸，多达92个地方，其中48处设有海关。在16个条约口岸出现“租界地”或“侨民居住地”，有如列强的“自治飞地”，外国不但握有“治外法权”，还掌握地方行政权与收税权。如天津有——英、法、德、日、意、俄、比、奥租界；汉口有——英、法、日、德、俄租界；广州有——英、法租界；厦门有——英、日租界；上海有公共租界（原英、美租界合并）和法租界；镇江、九江有英租界；重庆、沙市、杭州、苏州、福州有日租界；鼓浪屿有公共租界（包括英、美、德、法、日、西、荷、比、瑞（典）、挪、丹等国）。
同时列强在中国部署军事力量，大型军舰停靠沿海港口，炮舰驶入内河条约口岸，并远达重庆。在驻军方面，民国二年，北京使馆团有2078人——英370人、美329人、日307人、俄301人、法288人、意199人、德151人、奥64人、荷35人、比31人；天津列强军队6219人——英2218人、法1021人、美975人、日883人、俄808人、德国282人、奥21人、意11人。山海关沿铁路线一带有列强军队1253人。当然有其他条约口岸或租界地，多有驻军，形成此段时期“有国无防”。
同时列强已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英国长江流域、西藏、广东及威海卫；日本东北、内蒙、福建；俄国东北、内外蒙、新疆；法云南、广西；德青岛及胶济线；美以门户开放“政策”得列强所得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