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得不说，作为一个主管财政的官员，阿合马做的是很到位的，在他主政的这些年中，他主要做了四件事：
一、设置诸路转运司，专门让他们负责征收赋税，为国家聚拢天下的财富。最开始的时候，诸路转运司的主要收税方面集中在盐、酒、醋等传统税收行业，但随着国家支出不断扩大，阿合马便多次扩张其所涵盖的产业，最终形成了包含酒、醋、盐、金银、铁、仓库院务、工匠造作、鹰坊捕猎、丹粉、锡、纸、竹、茶场、窑冶等绝大部分民生行业在内的赋税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分转运司官员为了保证每年的税收都要高于去年，用来彰显政绩，竟然还发明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税——白骨税，对此官方的解释是，人死了之后埋在土地里变成白骨，占用了土地的养分，所以也要给国家交税。但不论如何，诸路转运司的成立，的确为国库的充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大兴铁冶。因为在将汉人世侯们的兵权和民权都剥离开来之后，为了防止有人反叛，忽必烈下令不允许民间私自冶炼铁器，所有铁器铸造之需，皆由官府统计后统一交给专司打铁的铁户去打造，而后再由政府回收后售卖给百姓。但这就极大影响了百姓的生产生活，毕竟连菜刀、农具这种常用的损耗铁器都需要提前报备后等待很久才能购买，肯定是极为不便。不过百姓的死活，官老爷们也体会不到，真正让阿合马决心放开冶铁政策的原因是因为税收差额过大。大到什么地步呢？在这里举个例子，某地有四处冶铁所，一共下辖铁户九千五百五十户，如果让他们自由进行打铁，每户征收四两银子的赋税来算，可以收取764锭宝钞（元代时50两银子为一锭）；但如果按照前文所书的办法，由官府统一统计需求，然后统一发布打造任务，最终只能得到青、黄铁247万5693斤半，价值宝钞468锭23两六钱半，换算成银子相差了将近一万五千两，以当时的购买力来算，一两银子差不多相当于现今的300元左右，一万五千两就是450万，由此可见差异。面对着如此之大的税收差额，阿合马上奏忽必烈，请求放开冶铁政策，任由百姓自治窑以冶铁，不仅方便了百姓的生产生活，也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可谓是一举两得。
三？增加太原盐课银五千两。这是因为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百姓们贪图他们的盐价格便宜，争相购买太原小盐，这就导致了解州生产的官盐卖不出去，每年只能上交盐税课银七千五百两，所以阿合马在1264年正月上奏，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课银五千两，而且不论僧、匠、军、道等户，都要分摊这笔盐税，用来弥补国家的损失。
四、设立制国用使司，专门负责统筹财政与收支。这个部门在至元三年成立，至元七年便解散，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不过却在元代财政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当时元朝刚刚建立，中书省及六部的建置还不太健全，但蒙古旧俗中的分封制度迫使忽必烈需要分配给宗室诸王们大量的财富，再加上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也需要极多的财政收入，所以这个部门的成立相当于临时填补了国家财政方面的一个空白，同时为中书省日后改制成为更加成熟的尚书省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因为制国用使司中不仅仅有阿合马这种色目人，也有张易、张惠等汉人在其中担任要职，他们的存在使得汉法的推行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但又不对忽必烈的统治权形成威胁，在尚书省成立后，张易充任同平章尚书省事，张惠任参知尚书政事，他们在官位平替之时也让政治更迭变得更加平稳；如果说诸路转运司的主要任务是收钱，那么制国用使司则是在收钱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花钱这一功能，而且这个部门是独立于中书省麾下的户部管辖之外的，负责的税收种类也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质当房舍税（房产交易税）和卖方税（个人所得税）。
也正是在阿合马的这一系列连环招之下，因为连年征战而空虚的国库肉眼可见地丰盈了起来，这也让忽必烈视他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便尝试着将除了财政以外的政事也交给他处理，而且经常在与朝中其余重臣商讨国事之时，召其当面商谈。
背靠着忽必烈这棵参天大树，阿合马便更加擅权自恣，经常因为一些政务上的分歧与时任中书右丞相的线真和史天泽当面争吵，而且凭借着他巧言善辩的口才，往往在争吵中还能占据上风，这使得忽必烈对他更加欣赏，对他的话无不听从，此举让线真十分失望，于是主动请辞了丞相之位。
眼见着丞相之位空悬，阿合马自然想再进一步，但他没想到的是，姚枢、许衡这几位被派去教书育人的大儒又跳出来反对，他们视所有专权弄政之人皆为背弃了“圣人之言”的佞臣，之前王文统担任丞相之时他们就敢当面弹劾他，更不用说阿合马还没当上丞相了。
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之下，忽必烈也打消了将提拔阿合马当丞相的想法，但丞相之位也不能一直空悬着也不是个事。
就在这时，两个年轻人进入了忽必烈的视线。
第一个人叫做伯颜，蒙古八邻部人，他的太爷爷叫做失儿古额秃，当年是成吉思汗帐下的千夫长之一，但他家最出名的其实是他的叔祖父，也就是他爷爷的兄弟，成吉思汗帐下的中军万户纳牙阿，所以伯颜也算是将门世家。
在成吉思汗死后，他们一家作为铁木真的直属部众，自然而然的被划归到了拖雷的麾下，在忽必烈时期，他们则被分配给旭烈兀作为属民，伯颜的父亲也是追随旭烈兀西征的将领之一，伯颜就是在伊利汗国长大的，从小便信奉了景教（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公元1264年，为了加强与蒙古本土的联系，旭烈兀将年仅二十八岁的伯颜任命为正使，派遣他出使上都，忽必烈在与他一番交谈之后认为此人能力非凡，便将他留在身边作为近侍，可随同朝臣一同参与谋断国家大事。
此时相位高悬，忽必烈自然便想到了他，但伯颜毕竟是初来乍到，常年久居西域，对于蒙古本土的政事处理尚且有些生疏，所以忽必烈便将其任命为中书左丞相，也就是中书省的二把手。
至于中书省的一把手——中书右丞相之位，则是由一个比伯颜还要年轻的人来担任。
这个人叫做安童，在成为大元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一年，他只有十八岁。
我们都知道战国时期的甘罗，年仅十二被秦王嬴政封为丞相，其实他只是被拜为上卿的爵位，相当于丞相而已，并没有实际掌权，更何况在历史上，对于他成为上卿之后的记载就全然不见了，其真实程度，有待考证。
而安童则不然，他担任的是正儿八经的丞相，还是真正掌握实权的那种，堪称大元帝国第二人，其地位比之甘罗，高下立判。
安童，木华黎曾孙，年少之时便跟随忽必烈南征北战，在忽必烈即位后，便将其任命为四怯薛之长，负责掌管宿卫之事，足可见对其的信任。
其实安童能够担任右丞相，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
彼时中书省在线真辞职后其实还有一个右丞相，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史天泽，但自从李璮叛乱之事过后，忽必烈对于汉人就不太信任，所以史天泽虽然名义上是右丞相，但实际上不掌实权，地位甚至还不如担任左丞相的蒙古人忽都察儿。
再加上忽必烈一贯推行的民族特权政策，坚持以蒙古人担任主官，汉人与色目人担任副职的政治理念，所以身为蒙古人的安童能够成功上位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阿合马是色目人，如果让他上位了，那么大元朝廷将会出现两个外族人统治蒙古人的奇特情况，这无疑会触动元朝内部那些保守派蒙古贵族的底线，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但忽必烈也不是冒失之人，在提拔安童之前，他亲自将其召到面前，询问他对于此事的看法。
面对着忽必烈的询问，安童答道：“宋朝尚据江南，如以臣为宰相，恐贻笑各方，使宋人轻视我们。”
对于他这种不被利益冲昏头脑的行为，忽必烈十分赞赏，也更加坚定了要将其任命为相的想法，于是开口安慰道：“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其勿辞。”
至此，安童正式成为中书右丞相，就此步入了大元帝国的权力核心。
在安童拜相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奏请将燕王真金（忽必烈的二儿子，但确实与察必皇后所生的嫡长子）正式统领中书省，让其参与到国事决策之中，而后又奏请许衡入朝，用来辅佐自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汉法。
为了培养真金与安童，忽必烈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在许衡上任之前特意召其当面嘱咐道：“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汝有嘉谟，先告安童，以达于我，我将择焉。”
忽必烈的这番话，其实就是在警告许衡，让他不要欺负安童年龄小，明确告诉他，在中书省内，安童是我的代言人，他才是老大。
不得不说，为了培养出一个能力强又信得过的蒙古人，忽必烈也是费尽了心思。
许衡虽然迂腐，但他不傻，对于忽必烈的警告他铭记于心，在辅助安童执政的过程中，尽心尽力，并且还极力发挥自身在汉人朝臣中的作用，将自己一系汉人儒士的力量都集中起来，共同配合安童的政令推行。
至元四年（公元1268年），当时的左、右丞相共有五人，很多政令需要共同商议，比较麻烦，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安童上奏道:” 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员惟陛下所命。”
忽必烈觉得朝廷大员，不可擅自乱动，于是召开朝会共同商议此事，出乎他意料的是，以汉人官员为代表的朝臣竟然主动附议，十分赞同这个意见，于是忽必烈便下诏以安童为长、史天泽次之，将忽都察儿与耶律铸二人降为平章政事，伯颜降为中书右丞。
安童则投桃报李，在他的提议下，姚枢等人也从之前的边缘岗位逐渐回到了权力中枢，担任中书左丞一职，共同参与推行汉法。
但安童等人的上位，却让一直专权擅用的阿合马十分难受，本来他以为安童和伯颜就是两个毛头小子，在处理国家政事的方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为，所以也没太将二人放在心上，认为用不了几天忽必烈就会将他们免职。
但二人在朝中的一系列改革却让阿合马有些措手不及，虽然安童暂时还没有针对他，可他知道自己并非蒙古人，即使受到忽必烈的宠信，也不太可能凌驾于蒙古人之上，安童大肆任用汉人参与朝政的行为使他有了极强的危机感。
毕竟之前在汉人失势之时，他可没少干落井下石的事。
不过以安童为首的政治集团此刻地位极其稳固，上有忽必烈撑腰，下有大批的汉人官僚为根基，阿合马自认难以撼动他们。
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
你们不是掌握了整个中书省么？
那我干掉中书省不就完了？
至元六年（公元1270年），阿合马上奏忽必烈，以政务繁杂为名，请求成立尚书省，同时提议将右丞相安童进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皆为正一品）。
此举可谓毒辣非凡，既分揽了中书省的权力，又对安童来了个明升暗降，名义上对其表示尊崇，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相权，将其调离出中书省。
但他的小心思哪能瞒得过久经宦海的一众汉臣，商挺直接反驳道：“安童国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书，若进三公，是崇以虚名，夺其实权也。”
其余众人也纷纷附和，此事这才作罢，但成立尚书省一事却被忽必烈所允准。
至元七年，尚书省正式成立，原国制用使司解散，其中的官员平移到尚书省内就职，阿合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任的尚书平章政事。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阿合马的目标，可不仅仅只是一个尚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