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一轮的博弈，刘赐感觉到弗朗机人其实没想象中那般难对付，这些“夷人”显而易见的比汉人强的大概是他们的火器，但是火器汉人可以向他们买，哪怕是仿造，以汉人的聪明，耗费一些时日也能仿造出来。
但是刘赐最为忌惮的是弗朗机人的那种侵略性，这些“夷人”对于“做生意”有着天然的强大的渴望，基于这种本能的、兽性的渴望，弗朗机人的每个个体都被激发出了强大的动力，他们的每艘小船、每支部伍都充满了纪律和攻击力，他们那种扩张的欲望让刘赐感到害怕，刘赐觉得大明的人民虽然聪明，大明虽然地大物博，而且也能够培养出强大的军队，但是大明的军队也好、商队也罢，都缺乏弗朗机人这种本能的侵略渴望，比如这江南的“抗倭”大业，打了这么多年，官府倾尽了全力才培养出戚家军和俞家军这两支堪称精锐的队伍。
或者从根本上说，大明的子民仍是以“务农事”为主，大明的统治者反对做生意，所以大明的对外侵略力量天然的不能与弗朗机人相比。
刘赐想到同济会和汪直当年的倭寇集团，之所以同济会和倭寇集团能够这般打得官府满地找牙，并不是这些海贼有多么善战，而是因为这些海贼有着发自内心的战斗和扩张的渴望，他们打仗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为的是做生意养活自己和亲族，而那些官军养着大量的冗兵，这些兵士并无奋勇作战的动力，自是战斗力低下。
弗朗机人也是这般为了做生意而奋战，刘赐觉得眼下大明凭借着地大物博，还有朝廷强大的集权力量，自是可以睥睨着弗朗机人，但是凭着弗朗机人这般强大的侵略性和扩张的渴望，日后谁胜谁败还真不好说。
但是此时刘赐好歹是摸清了这大洋上商贸博弈的规则，他有充分的自信能够对付弗朗机人，他知道在这大洋之上，一切的规矩都是表面的，而在这表面的规矩之下只有两个根本的原则“利益”和“力量”，他用强大武装力量攻陷了马六甲城，得到了弗朗机人总督的许诺，但是这个许诺没有实质的意义，充其量只能是延缓了弗朗机人的进攻，而他要真正站稳脚跟来，仍然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还有同济会强大的商贸实力作为后盾，弗朗机人惧怕你的武装力量，又被你的商贸实力所牵制，他们才会乖乖地与你合作，在此之外，再多的协定、再多的道德说辞都没有意义。
刘赐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旁侧囤聚了一万四千人之众的精锐军队，并且他从来到巨港开始，就着手招募“流落”在南洋的汉人前来巨港，这些汉人都是在不同时期流落到南洋的，有的从宋朝的时候就来了，有的是元朝的时候，还有许多是大明这几十年倭患严重的时候流落来的。
这些汉人有些已经不太会说汉话了，但是他们毕竟血浓于水，对于母国仍然有相当的向心力，这些人大多数散落在吕宋、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等各大岛屿上面，或者和当地的土着混居，或者已经融入当地的土着，刘赐在南洋经商多年，他的舰队中有不少熟知南洋情况的老兵，这些老兵纷纷出发，前去招募这些汉人的后裔，他们宣称：“大明进占苏门答腊，屯兵在巨港，欢迎汉人前来囤聚，来者会分发充足的粮草和铁器。”
刘赐记得当年“平人”去到大明海疆的状况，他记得平人去到大明，为的是两样物事，一样是铁器，一样是书籍，所以刘赐继续向同济会下令，运来了大量的铁器和书籍，用以进一步经营巨港。
在同济会的招揽之下，开始有源源不断的汉人从周遭的各大岛屿乘船而来，其中最多的人来自婆罗洲，婆罗洲是苏门答腊岛东北边、爪哇岛正北边的一个巨大岛屿，那个岛屿的规模大概比苏门答腊岛还要大，那个岛屿上聚集了大量流落南洋的汉人，其中大多数是南宋末年和元朝末年这两批流落去的汉人，他们已经在婆罗洲上面建立了自己的部族，但是由于这些人大都出身正统王朝，所以对汉人王朝有比较强的向心力，所以愿意远赴巨港来囤聚。
比如第一批从婆罗洲岛来到巨港的汉人，就是当年南宋末年崖山海战失败之后流落到南洋的宋人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忠于南宋朝廷，到今日他们还会拜祭宋时的皇帝，所以他们更愿意和汉人的势力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