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会舰队和弗朗机人舰队的联合和行动都很是隐秘，日本人有所察觉不妥，但是他们没能预见这场庞大的行动。
在九月二十日的黎明前，日本萨摩藩的藩主被异响惊醒，他走出坞堡的高处，震惊地看见飘扬的战舰旌旗已经包围了他们的海湾，在他弄明白这支大军的来历之前，这支舰队已经对他们的坞堡发出凛冽的炮击，而他来不及撤回港口内的众多商船、战舰都已经被敌军击沉或俘虏。
萨摩藩藩主怒不可遏地组织抵抗，他手下的众多武士迅速地展开了反击，但是他们能调动的军队不足万数，而且在猝不及防之下，更是难以抵御这庞大的敌军。
萨摩藩藩主很快查明这是同济会和弗朗机人的联军，而敌军的百艘弗朗机战舰已经控制住了萨摩藩的海港，同济会的舰队则是在海港上登陆，并且使出了同济会惯用的火炮战术，在海上炮火的掩护下占据了一片高地，在高地上构筑了火炮阵地，开始摧毁萨摩藩的诸多据点和工事。
萨摩藩素来是以善战和海军闻名的一个藩国，这里的武士集团尤其骁勇善战，但是在同济会和弗朗机人猛烈的攻击下，这些勇猛的日本武士也不得不屈服了。
这场战事在刘赐看来更像是一场谋划完整的袭击，如果全面地看待这一战的话，这场战事早在十天之前就已经展开了筹备，他们和弗朗机人的联合，包括发动战事的保密工作，都是做得几乎完美，日本人完全没有察觉他们的行动，而今日的作战也充分地发挥了同济会舰队和弗朗机人舰队的优势，弗朗机人不会卖力作战，于是他们负责控制外海，而同济会军队严格按照既定的战略，仍旧顺利地占据高地，使出了最擅长的战术，而避免和日本人陷入混战之中。
战事在午后已经基本结束，萨摩藩藩主亲自来到了港口前向同济会的旗舰投降，徐活佛出面和萨摩藩藩主接洽，这样的战败和投降在这大明外海的诸多势力之间并不少见，在日本的国内更是频繁，所以萨摩藩藩主也没觉得这是个塌天的大事，所以萨摩藩藩主顺从地向同济会投降了，并按照同济会的条件，交出了那两名原本属汪直帐下的舰队头目。
按照和萨摩藩约定的条件，刘赐和徐活佛达到目的之后，他们就率军撤离了萨摩藩，返回双屿港。
刘赐拿住了那两个曾经和严世藩勾结的倭寇头目，这两个倭寇头目坦诚了当年和严世藩勾结时所干的事情，实际上严世藩勾结倭寇的目的挺简单，就是为了敛财，他将一些在朝廷私藏下来的货物通过倭寇的渠道卖出去，又给这些倭寇团伙提供一些保护，让这些倭寇团伙给他进贡钱财，但是严世藩比较身在京城，他虽然和倭寇有所勾结，但是他客观上不会和倭寇有太多的勾连。
所以刘赐知道了严世藩在“通倭”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的作为，但是刘赐没有管严世藩是不是真的“通倭”，他的目的就是要整垮严世藩，所以他让徐活佛在这两个倭寇身上获取他想要的口供。
而徐活佛曾经是汪直集团的二把手，他自是知道如何对付这些曾经的下属，不过三天的时间，这两个倭寇头目就按照刘赐的意思，写出了关于“严世藩通倭”的供词，他们供出严世藩“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而且聚集海匪，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
这些供词洋洋洒洒地写了十多页纸，摁上了两位倭寇头目的血指印，可以说一份“铁证”。
接下来的时日，刘赐一边督办这“巡盐”的事务，一边继续搜集严世藩“通倭”的证据，包括各个世家豪门的证词，包括众多来往大明海疆的商客的证词，这些豪门和各地的商客都是墙头草随风倒，他们知道如今同济会和姚家势大，他们都不吝于一起做些证供，对严党踩上一脚。
很快，到了十月初，这“巡盐”的事务也告了一段落，同济会这一遭巡盐足足巡出了近三百万两银子，而历年来严党在江南巡出来的盐税往往不足二百万两，而这两年最少的时候仅仅在江南巡出来一百五十万两，这足以证明严党在巡盐中大量地贪墨了银钱。
在十月十日，刘赐带上了这三百万两盐税和“巡盐”过程中记录的详细的账目，还有押着那两位被他擒获的倭寇头目，他再次乘着客船前往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