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时的南京，确实有一番盛世的景象，一定程度上是东方世界的中心。
朱元璋所设计的城墙到他驾崩还没有完工，而朱棣对它最后是不是能够完成也不太放在心上，他要做另一件大工程，那就是为朱元璋竖一个前无古人的大碑，要把父亲的丰功伟绩都刻在这块巨大的石碑上，并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方孝儒是当时南京文章写得最好的人，朱棣进城后制定方孝儒为自己写登基诏书，但方孝儒竟然拒绝了，据说他还在纸上写了一个“篡”字，于是朱棣一怒之下不只对方孝儒满门抄斩，还夷其十族。
在正史中很少见关于朱棣的丑闻，毕竟是筛选过的，野史中五花八门，南京人特别喜欢议论，譬如朱允文在南京想削藩的时候，朱棣是如何在bJ街头装疯卖傻。还有一招叫“瓜蔓抄”，比夷十族还要惨烈，凡是有点牵连的人都抓起来问罪。
后来永乐大帝的石碑没有修成，它太大了，只能静静地躺在南京郊区，朱棣改修《永乐大典》，它保存了十五世纪之前的各种文献，当时可以说前无古人，大约只有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能与之媲美。
另外还有一个传说，朱棣迁都后依旧派人到初寻找朱允文的下落，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一开始朱元璋建新都城，将江西、浙江的富人迁入南京，朱棣迁都，又将这些富人迁入了bJ。
虽然说瑞雪兆丰年，但西湖的雪景大概三年赏一次，而且湖水不结冰，bJ那地方冷到不储备煤就要冻死人，况且元朝蒙古人还没有完全消停，富人并不“自愿”去实边的，即便朱棣开出了免五年赋税的条件。
万幸的是还有京杭大运河，富人带着细软搬家还比较方便。两京制度确立起，评价褒贬不一，如黄宗羲这样的人认为江南之民为了漕运和运输粮食疲于奔命，即便很多北迁的南方富人后来也开始在bJ郊区开荒，bJ还是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但是两京制也构筑了华北平原、黄淮流域、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如果仅仅是为了运粮，海运虽然风险较高，但长久来看却是经济的，不必对河道本身投以巨资。
实际上大运河畅通不仅保障了京师物资流通需求，而且促成运河沿岸城镇、乡村星罗棋布、人口稠密、商业繁荣，诸如造船、瓷器、酿造、纺织、编织、印刷、造纸等难以尽数的行业蓬勃发展。繁忙的大运河凝聚了皇朝，托起了朝廷大一统的局面。
漕运既是朝廷财政经济的生命线，也是个花钱的无底洞。运河上失窃的案件经常发生，若是紧急公文，非马递不可，分为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普通的公文传递则走的水路，偶有报匣沉入水中，反正举人寄往bJ的那几封信都不见了。
在康熙的起居注中记载了他第一次过南京的情形，他亲率内大臣、侍卫、部院官员去明孝陵，并在孝陵殿前行三拜九叩的大礼，还撒了三杯奠酒，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叫《过金陵论》，就跟贾谊写《过秦论》一样，对明孝陵的衰亡做出了评价，认为“承平日久，忽于治安”、“六朝偏安、弗克自振”、“万历以后，政史渐弛，宦寺党朋，互相构陷”。接着他又大书明太祖朱元璋的丰功伟绩，还写下了“治隆唐宋”的御碑，留在了明孝陵。
昆曲发源自昆山，却盛于南京，接着沿着大运河一路流传，汤显祖写的《牡丹亭》和孔尚任写的《桃花扇》都是。
《窦娥冤》是元曲，它早于昆曲流行，唱腔用的是“北调”，并且同样在大运河流传。
戏台上演皇帝的演员需要粉墨登场，戏台下的皇帝不施粉黛，却同样可以演戏。
尼克可不想和曹曦一样被忽然抓捕，又或者更糟，昨天提督收到消息，他要启程去bJ了，似乎在南京的申辩一切顺利。
这是否意味着尼克也要跟着他一起走呢？还是趁着这个机会找船离开？免得“自投罗网”。
最终尼克决定冒险赌一次，举人也是同样的想法，于是他们一起踏上了去bJ的官船。
婉宁一直显得闷闷不乐，可能她还在担心曹曦，他已经先他们一步去京城了。
举人的神色看起来也有些惆怅，他说明朝的时候，京内没有正式王府，所以宫廷而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公主府，永乐迁都后在京城掀起一股建房的热潮，许多巨宅名苑位于十刹海附近。
公主府由朝廷兴建，公侯府一般自建，朝廷给补贴，朝廷重臣有机会获得赏赐的宅邸，但这属于公产，重臣去位会被收回。
尼克也不知道他想的是那位在库伦大臣妻子家做丫鬟的“袭人”，还是想起了和他一起参加科举，自己娶了大学士女儿，儿子娶了公主，后来又被赐自尽的和珅，但这次不愉快的旅行很快就要结束了，尼克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船逐渐靠近bJ，两岸的景色也发生了变化，地势有了高低起伏，不想江淮那样平坦。
整座古城被包裹在绿荫葱葱的树林里，那种葱葱郁郁的效果如同陵墓周边茂密的森林，庙宇和豪华住宅周围隐在其间。
从城南看到的风景是这样的，如果游客从城北进入，高大的城墙就会挡住他的视线，每段城墙隔开不远就是一座箭楼，箭楼的造型即新奇又宏伟。
bJ城内没有大河流穿过，原来通往积水潭的运河也已经趋于干涸，因此他们的船不能直接驶向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同时也是bJ的起点——十刹海。
他们下船登上了轿子，就像皇帝在清江浦弃船登陆，这忽上忽下的道路让轿夫们吃尽了苦头。
穿过城墙，进入城里后，从远处看到高大的城墙给人的感觉会一扫而空，城内的道路相当宽敞，也相当笔直，大多数房子外墙带着岁月的斑驳，显得有些破败，水井就娃在道路正中间，各处下水道都敞着口字，散发着恶臭，每条小街拐角处都有随意挖的洞，从那儿飘出一股难闻的骚味。这表明富裕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精致生活的雅兴尚未影响到公众。
《永乐大典》虽然搜藏丰富资料，却因为书卷太多，不容易刊印，因此在明嘉靖年间只留下一个副本，原本不知何时已经被毁坏殆尽，这样一来这个副本就显得特别珍贵了。
明末清初时，副本存放在“皇史宬”，雍正时期又移存到东交民巷的翰林院典籍库。
及至要编写《四库全书》时，乾隆帝接受了Ah学政朱筠的建议，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现在很少流通很难见到的图书资料，编入《四库全书》中，由此库存的《永乐大典》得以利用。
但是当军机大臣英连派人去库中检查却发现，该书仅剩下9000本，缺了1000多本，经过有关人员会议，此书入库时就有遗失，可能是康熙年间开馆修书的时候，各位编辑从库中借出查阅以后没有交回来，于是乾隆谕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派人前往当年为宫中修书的徐乾学、王鸿绪、高士乾家里查询，同时派人各地购买已经流失到民间的书籍，经过一番折腾，《永乐大典》才集齐了。
为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书，军机大臣兼四库全书总裁刘统勋英廉等人请示，要求将翰林院卫门内迤西的房屋作为校对《永乐大典》的办公室。同时由于《永乐大典》篇幅浩大，头绪纷繁，乾隆决定从翰林院官员中挑选出30名工作人员担任分校，并派军机司员若干人作为提典，专门负责提取图书，典籍厅的官员则负责收回图书。
正当这场工作在顺利而紧张进行时，一起意想不到的《永乐大典》被盗案发生了。当时，纂修官庶吉士黄寿龄被分派辑大典中的散篇《考古质疑》《坦斋通编》二部。白天校阅未能完成，晚上下班时，他将大典原本6册，用包裹布包好随身携带，打算回家连夜校阅。当他赶到米市胡同时突然一阵肚子疼，想必是腹泻作怪，他急忙要求停轿下来，走进厕所里去，等他出来再上轿时突然发现自己带回家的书已不在轿中。有人从轿旁路过时顺手牵羊拿走了。他再四处一看，什么情况都没有，只好连夜上报。
乾隆帝闻知此事，十分生气。他在上谕中说:《永乐大典》是世间所稀有的图书，本来就不允许纂修私自携带回家。况且朝延每天有桌饭，各位吃饱喝足，一心办公，一天的时间，校物下来足够完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回家继续用功。军机处二人负起责任来，如果纂修官将书携带出去而不知晓，应有失察之罪，如果纂修官跟他们打过了招呼，二者应以同罪论处。所丢失的图书，叫英廉加紧缉查，不准少ー本。为此，黄寿龄经过刑部的讨论，受到降一级留任、扣罚一年薪的处分。
英廉等人派出各路人马，在京师乃至直隶各地搜求访查，经过一番侦破，此书如石沉大海査无音信，满心焦虑。正在这时事情突然逆转。七月十五日晚上，黄寿龄所丢失的大典6册在御河岸上送到禁军值班处，原书失而复得，英廉等人顿时松了一口气。据猜测，这书丢失了一个多月，偷书人拿了书之后肯定跑到书店或纸的店里出售，因为此人知道书是官家的，现在通查很严，自不敢收存。但商人们也看得出来这是官书，也不敢要。小偷怕此书引火烧身，只好黑夜扔于河边，还给官家。
因为有此事的发生，乾隆下论严格图书的登记管理制度，除了每为写书单，造档案外，每天都要检查，再也不许任何人私自携带外出。
幸好当时是夏天，天气热，否则这《永乐大典》恐怕已经被小偷当成燃料烧了，而不是扔到御河里。
从中国首都的建筑布局来看，整座城市分为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皇城外墙涂成红色，墙头上覆盖黄瓦，内城有高大的城墙护卫，如今内城依旧被视为一种作战场所，尽管它已经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市场。
而外城，也就是bJ南郊也用城墙包了起来，因为那里有两座祭天祈谷的圣坛。许多南来北往的客商都会在此驻留，有人把这地界看作各种货物的集散地，琳琅满目的商品销往bJ城各处。这一地界没有严格的军事管制，很快就成为无所事事的有钱人的娱乐场所。前门、鲜鱼口和大栅栏就是城内有钱人消遣的好去处。
提督在京城的居住地在皇城东门外，距离俄罗斯文馆仅一步之遥，离那里不远有三座喇嘛寺，还有着名的景山，山顶上对称排列五座亭子，俯瞰整座紫禁城。
三座喇嘛庙里有一座便是雍和宫，如果说雍和宫真的是传说中粘杆处的办公地点，那么居住在提督家也很容易被监视。
提督家并不大，至少没有公主府或和珅家那么大，考虑到他不可能把尼克和婉宁同时安排在家中，尼克就问提督他要住哪儿？
“我已经考虑到你的难处。”提督说“我在宫廷为女儿谋得一件差事，皇上没有拒绝我的请求，明天我女儿就要进宫去学习宫廷礼仪，你就留在我的身边吧。”
欧洲宫廷也有将少年男女送到宫里学习礼仪的，但尼克看着表情一直很平静的婉宁，难道这才是她真正忧愁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