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利用烽火台传递信息，虽然快捷，但是只能祈祷报警的作用，很难满足掌握敌情，指挥作战的需要。
所以随着战争的需要，从殷商时期到周朝已经主簿形成了传递文书的邮驿制度，丙炔与烽燧技术互为补充，相互配合使用。
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时就已经有了邮驿，周朝时进一步得到了完善。那时的邮驿，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34里设有一个驿站，驿站中备有马匹，在送信过程中可以在站里换马换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够一站接一站，不停地传递下去。
在远古时代，先民在为文明奠基的同时，亦创造了资讯传递的雏型。商周时期的驿递方式已经比较完备。秦汉大一统国家形成之后，邮驿体制较为健全。唐宋时代除陆驿外，水驿也大大发展。元代的邮驿得到空前的发展，甚至超出当时世界的水平。明、清驿政也曾经为朝廷管理幅员广阔的国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代以来，西方邮政制度和技术大为改进，与其高效率相比，中国传统邮驿制度的种种弊病愈益暴露。明代名臣海瑞“驿递之疲，千疮百孔”的感慨，指出了邮驿系统的危机。清代晚期，一些有识之士遂呼吁兴办新式邮政。光绪三十二年设立邮传部。此后，原有的驿站相继被裁撤，并由现代的邮政运作所取代。
中亚地区曾出现过一个强大而又短暂的帖木儿帝国，是由蒙古人的后裔建立的，控制着包括现在的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广大地区。帖木儿帝国制订了严格的邮驿制度，规定驿使每天必须走500里路程，而且还赐与驿使一项特权，行路中需要换马时，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寻常百姓，只要驿使提出换马的要求，都要用自己的马和驿使交换，如果拒绝就有杀头之罪。在一段时期内帖木儿的大军开疆拓土，屡战屡胜，与邮驿制度健全，信息灵通是分不开的。邮驿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送官府的文件，而不允许传送私人信件。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人们对通信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出外经商的、做工的以及战乱年代被迫出征的战士和远离家乡逃荒避难的人们，都需要和家人亲友通信。特别是各地商人，为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谈贸易、寄递帐单等都迫切需要通信。于是民间传递信件的业务就应运而生了。
东汉有一个著名的家、书法家，他的名字叫蔡邕，汉献帝曾称他为左中郎将，所以后人以蔡中郎称之。在《玉台新咏》中收录有汉代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一首，署名为蔡邕。诗中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首诗抒发了离别夫妻的思念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在民间广为流传，诗中的“双鲤鱼“是指用两块板拼起来的一条木刻鲤鱼，它就是秦汉时期的信封。这种信封和现在用纸糊成口袋形的信封不同，是用两块鱼形的木板做成的。而“素书“，就是用素帛写的书信。“双鲤尺素“就是汉代常见的信封和书信。这种通信形式在汉代被广泛使用。直到唐代，人们还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作为书信标志，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可见，直到唐代，“双鲤“还是通信形式的代称。
以当代左右时期来说，在列国称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区的邮驿依然得到发展。例如，刘备曾经经营川陕驿道交通，“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典略》又谓：“（刘）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馆舍”和“传舍”，是相同的邮驿设施。魏国有诏书命令远在河内的司马懿赶回洛阳，“三日之间，诏书五至”。司马懿“昼夜兼行”，“四百余里，一宿而至。”也反映当时邮驿十分畅通。
这时期邮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纸质文书得以普及。据说左思《三都赋》写成之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纸逐步取代了简牍，使邮书的传递更为便利。
说驿站有名，还有一些东西同样非常有名，也属于这个范畴之中，那就是符信，比如著名的虎符、窃符救赵等等就是这类东西。
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封建社会从此形成、发展，前后长达2000年。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时代生机勃勃，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通信事业随之而有了巨大进步。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那时，以东周王都洛阳为中心，东至齐鲁，西到关中，北抵燕赵，南达吴楚，四通八达，都有驿道相通。因为当时诸侯国频繁角逐，各自有一批说客谋士，他们往来在各国间游说谋划，也促使邮驿空前繁忙起来。
战国时期，邮驿通信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简书与符信的风行。
那时候，纸张尚未发明，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渐兴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简书通信。简书是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西周开始出现。《诗经》上便有：“王事多难，王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为：国事多艰，周王得不到安宁。我岂不想早日归乡？害怕的是政府又发来军事文书。这里“简书”就是竹木简书信。战国时候，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报、官方通信、说客上书，全用简牍。简信一般字面向内，捆上加封，长信则把简片用皮条连系成册，卷成一卷，装外加封。这样的公文书信，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比以前甲骨轻便多了。
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节，是身份证明，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节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传舍供给。在湖南长沙出土过一枚战国时的铜节，为马形，又称“铜马节”。据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考证，这是作为“骑传侯”的身份证明。“侯”，是掌管骑传的官名，“骑”是单骑通信的称呼，“传”指“驲”这种华贵的传车。骑传侯是专理车传和马传的专职官吏。有了这一份证明，在邮驿大道上就可以畅行无阻。符与节略有不同，大半是军事凭信，也可作为国家治安所规定的通行证件。一般说符分左右两半，一半为国王所持，另一半发给带兵将领，调兵时把两符相合，以为验证。
战国时期，驿途上也用过一种称为“封传”的证件。据《史记》载，孟尝君从秦国被释放回齐国时，秦昭王后悔了，想派人把他追回来。但孟尝君已经乘快车逃跑了。他更换了“封传”，变换姓名，夜半混出了函谷关。秦昭王命快速邮车迅速追赶，也没有追回。唐朝学者考证，这种封传，就是后来的驿券，一种在驿道上行驶的证明。上述故事，就是孟尝君利用门下食客鸡鸣狗盗之徒伪装鸡叫赚开关门的典故。秦国通过关卡的通行符证制度很严，据说，此制为商鞅所定，而后来，商鞅自己因被陷害要逃离秦国时，在一客店里却因无证件而被扣留，终于被秦军所获。
战国时期，符节的名称和种类很多。就用途说，有路节、门前符节等。从形状讲，则有鹰节、雁节、龙节、虎节、马节、熊节等。
持有符节的使者，有通信过程中拥有特权。如果遇到交通阻塞的情况，他可以优先通过；宣布戒严时期他也可以不受限制破例放行；他还可以迅速地见到君王。但是他们的通信时间，由有关部门给他们规定了期限，必须在什么时候到达何地，都有一定规定。这叫做“皆以道里日时课”，保证了通信的按时到达。
战国时期的通信工具比前代有所进步。单骑通信越来越多，“遽”这个字也即有了骑马通信的含义。除国家重大事务交由专使、特使去办理而外，当时一般通信的权力逐渐下移，交给职务较低的下层官吏负责，这些人名称叫“信臣”、“候吏”、“传言”等。众多名称的出现，说明通信业务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值得一说的是，现在皇甫嵩他们就是假节状态。
是皇帝将节借给执行临时任务的臣子使用，用以威慑一方，当这个臣子临时任务完成后，这个节将会被收回。
节代表皇帝的身分，凡持有节的使臣，就代表皇帝亲临，象征皇帝与国家，可行使权力。举凡如持节分封诸侯、持节收捕罪犯、持节镇压起兵叛乱、持节出使外国及持节签约议和等事。
此外还有阴符、阴书之类的隐秘通讯手段。
所谓阴符是用竹简做成.使用时先将要发送的文字写在竹简上，然后将其劈成3片，叫做“一合而再离”，派3人各持一片送往目的地。收信人收到竹简后，将3片拼在一起，密信内容便可一目了然，这叫做“三兮而一知”。
阴符其实也有上面所说的虎符之类的意思，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也是古代兵权的象征。一符从中剖为两半，有关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两半互相扣合，表示验证可信。
当然，其实流程原理都是一样的，拼合起来才有效而已。
相传商纣王末年，姜太公辅佐周室，使周族由弱变强。有一次，他们带领的周军指挥大营被叛兵包围，情况危急，姜太公令信使突围，回朝搬兵，他怕信使遗忘机密，又怕周文王不认识信使，耽误军务大事，就将自己珍爱的鱼竿折成数节，每节长短不一，各代表一件军机，令信使牢记，不得外传。信使几经周折回到朝中，周文王令左右将几节鱼竿合在一起，亲自检验，周文王辨认出是姜太公的心爱之物，亲率大军到事发地点，解了姜太公之危。事后，姜太公拿着那几节使他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鱼竿，妙思如泉涌，他将鱼竿传信的办法加以改进，便发明了“阴符”。
最初的“阴符”是竹制的，后又改用木片、铜片。。“阴符”上无文字，无图案，传“符”人不知“符”中含义，即使被俘，叛变投敌，敌人也难以知道“符”的内容。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阴符”逐渐被“阴书”代替了。
《阴书》是古代军事著作《六韬》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记录在“龙韬篇”——论军事组织。本篇首先阐明了阴书的作用，即在“主将欲合兵，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其事烦多，符不能明”的情况下，应使用阴书。接着具体介绍了阴书的使用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具有很高的保密性，“敌虽圣智，莫之能识”。
所谓“阴书”，实际上是一种军事文书，传递的方法更秘密些。其方法是：先把所要传递的机密内容完完整整地写在一编竹简或木简上，然后将这篇竹简或木简拆开、打乱，分成三份，称“一合而再离”。然后派三名信使各传递一份到同一个目的地。“阴书”被送到目的地后，收件人再把三份“阴书”按顺序拼合起来，于是“阴书”的内容便一目了然，称“三发而一知”。
这种“阴书”保密性较好，且在某一角度上讲类似于移位密码的特性。因为即使某一信使被敌方抓获，“阴书”落入敌方手里，也得不到完整的情报。但也有其缺陷，由于原文被分成了三份，故一旦丢失一份，接受者也无法了解其原意。
阴书是古代通信中另一种保守秘密的方法，它是由阴符演变而来，能比阴符传递更具体的消息。但无论是阴符，还是阴书，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有可能被对方截获而难以达到传递消息的目的，二是有可能被对方破译内容并被对方将计就计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