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阴暗封闭。“从院子到这三间房里整个空间完全封闭，没有任何空气，黑洞洞的，再加上无处不在的贤生的黑白相片，让人无比压抑。”[1]68在南阳的贤生一家在梁庄上被传在城里发了大财，在这里却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和在梁庄的传说完全不同，这也在侧面说明在他们之外对他们的形容和传说都不确切，只有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才可以看到真相。在内蒙古干校油泵生意的向学房里，他的房间设施与他的生意完全吻合：到处堆积着机器零件大幽暗中发着亮光，油污遍处，脏乱物随意堆放。北京的“河南村”则是大部分外出务工者的集合地：不是因河南人聚集而是因在河的南边而得名。“河南村里面新房和旧房混杂，崭新的砖红的九层楼房和空间宽阔但房子低矮的大院子交错在村庄中，显示出急进和停滞的矛盾形态。”[1]153河南村算是进城的一个驿站点，人们在此居住，却去往城里打工挣钱。
梁鸿在进入这些外出务工者的生活，而现实展现给她的无一不是眼前这样破旧不堪，满目疮痍。这些外出务工者大都生活在城市圈之外的城中村，他们的生活环境大体就是破落简陋甚至恶劣。
生活环境和工作有直接关系，务工者进城难以找到体面又高薪的工作，只能从事苦力：万国和万立在西安拉三轮。即便如此仍然会遇到被挤车，甚至抢劫的情况，拒绝给车的时候会遭遇教训殴打。即使是依靠自己的力气活也要时刻提心吊胆。实际情况就是有工作，但这份工作也不安生。梁鸿在里面写道:“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内心的被损害及对这种被损害麻木的承受赤裸裸的呈现出来，最后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1]41这里也体现出梁庄外出务工者承受的不仅是生活本身给他们出的难题，还有来自于社会，他人的不理解和为难。而如果要继续在城市奋斗，他们的选择只有承受一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到南阳则有算命的。梁贤义跟着他哥哥梁贤生出来闯荡，在经历了众多职业之后选择了算命这一行业。他对梁鸿说当官的主要是来算官运，穷人来算命大部分是因为穷。贤义在外出务工者算是一个特例，他选择了不那么卖力的，而是类似于妥协，逃避世事的生活为主。他的生活也算勉强过得去，工作状态算不上紧张，更近似于随心而做。这在梁庄外出务工者之中显然是突出又不同的。
此外，梁庄外出务工者寻求工作的过程中也会遇到意外，比如传销。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充满欺骗性的名字，但还是有人不少人为止前赴后继陷入其中。文哥的弟弟小山陷入传销，还变着方法引文哥进去。文哥经过了几好几番洗脑也着实心动不已，差点把家人也拉了进去后来清醒才觉得不对劲及时抽身出来。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外出务工者那么容易陷入传销之中，不过是以下几点原因：让加入者看到成功的希望。用一套所谓严密的逻辑体系，给人分析成功的大可能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和无法抗拒的事情。按照他的思路，仿佛真的可以看到光明。施展大家庭呵护式关心，在一起吃饭满足进城务工者内心渴求平等的精神情绪让他们感到内心的温暖。进城务工者进城会面临许多问题，工作没有着落工作辛苦。而传销的适时出现也正好填补了这部分人的空虚，给他们去幻想获得资金在城市立足的机会。大多数人可能一开始明白，但最后自己也抗拒不了，不知不觉陷入进去。至于他们为什么执着于此？应该是活生生的现实：一方面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是自己在陌生地方立足的渴望。这两点原因交织在一起让他们一头扎进去，越陷越深。
这里也有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盛世?“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给了他们更大的空间，还是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无法用历史的眼光批判反而因为身处其中有许多疑问，而传销在中国的生机勃勃恰恰显示出我们生活内部一种惊人的发育不全。过于丰盈的肢体和不断萎缩的内心。”[1]100在这里梁鸿指出传销发展所披露了社会意识，人自我认知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越是发展，另一方则是越是萎靡。这也是横亘在外出务工者身上的一大问题：盛世对于他们的生存有着何种意义：是给了他们参与其中的机会还是掠夺了他们本来就不大的生存空间。
内蒙古集中的梁庄外出务工者则主要从事校油泵，韩家恒文恒武两兄弟都开着修理店，在呼和浩特有过暴利的一段时间。机车维修有很大的油水和利润，这个职业在内蒙古俨然成为一个招牌。用恒文的话来说，“反正是走遍全国各地，人家就信咱的河南校油泵”话中透露出他们的一种自信。说明他们也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立足的点。但是这一行业有个特点就是流动性强，并不具备稳定性。短时间内可以挣到很多工钱，但会因为各种意外情况，而随时转移。向学他们的传动轴站点不久也将迁移，因为修路大车的行驶方向也生变化干他们这一行的就是“跟在大车后面吃灰才能挣到钱。”[1]111
而在内蒙古站稳脚跟也是他们拿命拼出来的，朝侠讲述他们一家在内蒙古的奋斗经历;开始是租房，冬季十分寒冷没有暖气，让人挨不过去。卖辣椒粉到处跑着卖，卖调料，在生意好的时候受到排挤被殴打。朝侠一家在城中站稳脚跟之后，将恒文，恒武也弄到城里奋斗。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出农民工进城，会相互有一个牵扯的关系，一个人进城会引发更多的农民工进城。“恒文一家就是典型的“扯秧子”扯出来后一个人，最后的结果是一群人。”[1]121他们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紧密。他们通过这种形式来维护一种外在务工者之间的平衡，从而相互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