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2章吴王十大罪（四）……
私盗官文书之罪，虽在律令上并不入十恶之列，但在大夏的实际判例中一向是重判的。尤其对于朝中大臣更是如此。
此事源于当年开国之初，名相张璞因为带了机密军情奏折抄本回府处理，结果中途去酒楼吃饭不慎遗失抄本，最后导致朝廷的计划泄露，损失巨大，张璞也因此被罢相。
后来朝廷就有了两个定例：一是朝官决不允许进入市肆采买，以防人多眼杂，无意之间的言语物件就会泄露机密；另一个就是，朝廷相关的卷宗、奏折、账目等文书，绝不可私带钞本回家。
自张璞以来，凡敢犯这两条的，不管是多大的官位，多高的名爵，一律是罢职贬斥。
想张璞以开国功臣尚且罢相归老，谁能例外？
况且李禅这还不是私带钞本，而是直接把账簿拿出去了！！若不是他是亲王，恐怕这时候早就已经下了御史台狱了！
其实所谓处置不当激起民变，说来严重，但是一般也不过就是贬官、罢职乃至于罚俸，毕竟做官的谁都有可能遇上这种事情。李禅是因为是皇室亲王，朝廷处理上要避嫌，反倒处罚的尤重。所以殿上不少人在此事上还是颇为李禅抱不平的。
但是私带账目这种犯朝廷大忌的罪过，一时竟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这种证据确凿的事情还有什么好讨论的？论罪么？
半天之后严厉之点点头：“私挟朝廷文书出省，确实是大罪。但若按夏律疏议卷十九，依令，文案不需常留者，每三年一拣除。此所谓年久应除，非即行文案。则不犯忌讳。我记得宗正寺上一次拣除文案应该是永昌十六年，到而今已经超过三年了。若这些文件都是应除文案，吴王所为虽然谈不上正确，确也不算犯律了。”
“账目怎么会不是常留文案？”汪直怒道，“严尚书，我知道吴王与东宫亲善，与尚书也是素有交往，但公既然执掌刑律，可不要指黑为白啊！”
“宗正寺并不是户部、工部，最要紧的文案乃是诸宗室、道士僧尼籍册，至于这账册并非宗正寺要紧的文案，”严厉之面带微笑，“况且宗正寺正式留档记账，也是永昌十三年吴王权知宗正寺事的时候才开始的吧？我记得当时是说应对宗正寺收支混乱，仿照户部例别立账册，便于考查。吴王当时还请旨要求朝廷给宗正寺派几个专门理账的官员，可是被驳回了。那时候朝廷的答复是说为政当简要，毋徒增事项。真紧要事，随记随销，不必为定例。既然是随记随销的账目，说不是常留文案也说得过去吧？”
严厉之所说的事情其实殿中的大人们也都知道，但是一来这些士大夫出身的官员，谁能对律令了解的这样详细？这二来朝中的大人们个个日理万机，这好几年前的事情谁能记得那么清楚？
而严厉之就是这殿上众人之中的一个异类，首先严厉之异乎寻常的年轻。大夏开国以来，在太平年月做到尚书这一级的人中，严厉之应该是最年轻的，他三年前升任刑部尚书的时候才刚刚三十七岁，到今天也不过刚四十岁，年富力强，记忆力自然就要比那些老大人们要强一些。
其次严厉之虽然也是一步步科举考上来的，但与一般的官员相比，严厉之在担任刑部尚书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在朝廷任职的经验，而是一直在地方上转任。
而且每到一处都是以断狱捕盗着称。他当年在在山南西道任节度使时，威名远播，不仅仅是山南西道盗贼绝迹，甚至于青唐国境内的百姓有了冤情和纠纷都会不远千里跑到山南西道境内请求他主持公道。相应的，他对于律令的熟知程度，远比一般的士大夫更加深刻。就连这些年也以善于断狱着称的裴耀卿，在断案这件事上也是自叹弗如的。
这样耀眼的实绩，就是他年纪轻轻就能成为刑部尚书的最大资本。
严厉之年纪轻轻身居高位，又兼博闻强识、才华出众，可他在朝中着实不是很受欢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名字的关系，严厉之为人极是孤僻，崖岸高峻，还颇有些恃才傲物，跟朝中一团和气的大人们都很难聊到一块去。
最关键的是严厉之为人有一个特色，说话从来不给别人留情面不说还刻薄，加上他过目不忘的本领，朝中大小人物几乎都给他得罪了一个遍。谁跟他说话都有些担心，怕哪句话说错了留了把柄在他那里，不知道那一天就会被说出来给自己难堪。
所以此刻他出来说话时，朝中不论是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都有些别扭，有几个甚至腻歪的拧了拧身子。
严厉之不是不知道他不招人喜欢，但是做到他这等位置实已不用在意这些。
身为刑部尚书，整个大夏地位比他更高的也超不过两手之数，若不算病休在家的兵部尚书，还有太傅裴济、太尉卢裕侍中崔衡这几人的话，剩下的只有：皇帝，尚书左仆射韩胄，右仆射柳承宗，吏部尚书吕品晶、户部尚书萧慎五人而已。
况且以严厉之的个性而言，也根本不在乎这些：年少得志，身居高位，加上长于断狱见惯了世间的腌臜黑暗，严厉之不愿意也不屑于再去在乎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