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期间,兵部尚书、北平侯段文振兼领左候卫大将军,率部出南苏道攻打高句丽,途中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乃上表皇帝,认为高句丽人阴险狡诈,必以投降议和等诸多手段阻碍远征军的攻击进程,告诫皇帝切莫上当受骗,坚决不与高句丽人谈判,坚决不接受他们的投降,务必以摧毁高句丽之威来震慑北方诸虏。
段文振献策,今春雨水连绵,即将成灾,为确保大军能在预定时间内渡过辽水展开攻击,务必督军急进,不可迟延。渡过辽水后,更要严令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进,出敌不意,直杀平壤,如此则攻敌不备,必能一鼓而下。平壤是高句丽人的首府,是高句丽人的根本,只要攻克了平壤,也就摧毁了高句丽的人的斗志,失去了信心和勇气的高句丽人无法负隅顽抗,那么高句丽的其余城池也就不攻自破。如果我远征军未能以最快速度攻克平壤,则必然受阻于远东雨季,攻击难度会大大增加,粮草辎重的供应也异常艰难,到那时前有高句丽人据城坚守,重兵阻击,后有鞍羯人偷袭骚扰,阻截粮道,则远征必将陷入困境。
东征关系到国祚根本,关系到中土命运,倾尽了国力,为防止出现意外,必须速战速决,一战而定,为此段文振恳求皇帝和中枢,不要犹豫,不要迟疑,一鼓作气,直杀平壤,舍此以外,别无上策。
然而,皇帝和中枢没有采纳段文振的遗策。
段文振是齐鲁人,隶属山东贵族集团,无论在北周朝还是在本朝,都饱受关陇人的遏制。但他文武于略,有真本事,尤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正确选择。在北周朝,他是第一权臣大冢宰宇文护的亲信。先帝崛起初期,尉迟炯等权臣举兵相击,段文振支持先帝,结果为先帝所器重。统一大战结束后,时为晋王的今上镇戍江左,段文振以司马一职辅佐今上,从此忠诚于今上,为今上夺取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今上登基后,以段文振为兵部尚书,委以重任
兵部主要主掌军事行政权,兵部最高长官做为中枢宰执之一,参与军事决策。十二卫府的大将军拥有统兵权,战时在皇帝授权下拥有军事指挥权,也参与军事决策。诸如东征这种重大国事的决策,仅靠军方决策远远不够,中枢其他核心成员,比如内史令（内史胜长官）、纳言丨下省长官）、尚书台长官及尚书六部长官等等都要参与决策,但具体到东征这一仗怎么打,却是军方决策,参与决策的有皇帝,有尚书台长官和尚书兵部长官,还有十二卫府大将军
段文振做为本朝兵部尚书,虽然位高权重,但在军事决策中,也仅仅只有一票。当然了,如果他在军方是威名显赫的名将,功勋累累,德高望重,且权势庞大,门生弟子遍布军中,比如当初出任尚书令的越国公杨素,那么他绝对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军事决策,但可惜的是,段文振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无法比肩越国公杨素,即便皇帝信任他,即便皇帝相信他的决策是最好的,亦无法帮助他在军事决策中做到一言九鼎。
军方的复杂程度不一定超过政界,但因为军队的特殊性,它的集团利益更为严重,虎狼成群,实力强悍,很多时候即便是皇帝,面对这群杀气腾腾死守自己“地盘”的虎狼,亦倍感棘手甚至一筹莫展,所以军事决策的拟制难度非常大,尤其东征牵扯的利益太大了,众多军方势力为了争夺利益不惜大打出手,激烈厮杀,就算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迫于军方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在决策拟制中也不得不妥协让步。
东征这一仗怎么打才能实现中土的战略意图,从历史上中土人与高句丽人的多次交锋来看,无非两个策略,一是威慑,以对实力迫使敌人投降,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利益,这有成功的范例,外交手段多于战争手段;其次是攻击,以血腥杀戮彻底摧毁敌人,比如西征,最后就演变成了开疆拓土,战争手段代替了外交手段。
若是以外交手段为主,以战争手段为辅,实现了东征的战略意图,那最大功劳就不是军方的,军方利益受损;反之,若以战争为主,以开疆拓土为最终目的,那在实现东征战略意图的同时,军方也获得了最大利益,这是军方最为乐见的,但为政界大佬们所抵制,尤其持激进改革立场的大佬们,为最大程度削弱军方对改革的影响,始终是不遗余力地遏制和打击军方,此次又岂能让军方借东征之利而咸鱼翻身？
然而,如果外交手段难以实现东征的战略意图,那么就必须动用武力。若东征以战争手段为主,又要采取何种战术？
段文振拿出的计策是“斩首”,飞行千里,直杀平壤,一战而定。从历史上来看,中土人与北方游牧诸虏的作战方式就是如此,一击千里,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我杀光了你的人和马,你还打什么打？之所以运用这一战术,就是因为战场距离太过遥远,粮草运输不便,只能以战养战,只能一击千里,但这一战术的风险极大,它本质上是孤军深入,没有后援,没有粮草接济,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对手的“诱敌深入”之计而全军覆没。
但此次东征,对于发起者,对于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来说,政治目的大于军事意图,名义上是摧毁高句丽,是建立和完善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实际上则是以无上武功来加强皇帝和中枢的权威,以强悍的权威来打击和削弱保守派,加速改革进程,所以东征只能赢不能输。皇帝和中枢迫于这一政治背景,迫于东征必须胜利,那么在东征的军事策略上就必然以“稳妥”为主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确保不出现任何意外。
开皇末年先帝曾征伐高句丽,水师因风暴而葬身大海,陆路大军因粮草不继而延误战机,不得不撤,远征军尚未进入高句丽便以失败而告终。这次东征吸取了教训丨做足了准备工作,倾尽了国力,其根本意图就是要确保胜利。因为要确保胜利,军事策略上就必然求稳,既然一心求稳,那么段文振的“斩首”战术当然不会得到皇帝和中枢的认同。既然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都不能认同段文振的策略,那么可想而知,在博弈空前激烈的军事决策的拟制过程中,段文振的这一风险极大的策略理所当然被否决了。
段文振的策略被否决了,人也随之离开了中枢,这从段文振以左候卫大将军的身份到前线统军就能看出来。他是兵部尚书,是决策层的核心成员之一,无论是国事决策还是军事决策,他的意见都非常重要,但是,皇帝和中枢为了确保东征期间,决策层以一个“声音”说话,把他暂时“驱逐”了。
段文振显然很固执,坚持己见,甚至在临终表奏中都没有动摇和放弃自己的主见。段文振宁折不弯的性格,或许也是他被皇帝和中枢临时“逐出”决策层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存在肯定会增加决策层的矛盾和冲突,这显然不利于东征。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如段文振所料,从强渡辽水开始,远征军就事事不顺,厄运连连,尤其十二大卫府大将军之一,皇帝在军方的绝对亲信,江左名将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战死辽水,更是给此次东征蒙上了一层阴影。
麦铁杖的死,源于浮桥的搭建工作非常不顺利,而浮桥之所以搭建受阻,则源于辽水暴涨,而辽水暴涨是因为春雨连绵成灾。段文振在遗策中已经预料到辽水要暴涨,攻击难度会增加,所以他告诫皇帝,行军速度一定要快,渡河时间越早对远征军就越有利,但各路大军的行军速度快慢不一,错过了最佳的渡河时机,以致于东征初战不利。辽水是顺利渡过去了,远征军的士气却因为麦铁杖的死而遭到了迎头一击。
接下来更糟糕,一座辽东城,两个多月都没打下来,彻底延误了战争进程
远征军之所以迟迟未能攻克辽东城,首当其冲就是决策上的错误。决策层总是试图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总是打算以强大武力来迫使高句丽人无条件投降,总是没有以战争手段来实现东征战略意图的决心。高句丽人的确害怕了,要投降,使者纷至沓来,天天谈判,天天议和,然后谈判破裂,远征军再打,然后再谈判,如此反复,结果时间耽误了,远征军士气低迷了,城池当然打不下来。
决策层的这种做法,让远征军的将士们都知道皇帝和中枢在虚张声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以武力摧毁高句丽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东征即便胜利了,也是决策层的外交手段运用得好,功劳主要是政界大佬们的,他们吃肉,军方最多喝点汤。可想而知,这对远征军将士们的士气打击有多大。
战局的发展又被段文振说中了。高句丽人阴险狡诈,以投降谈判来拖延时间,皇帝和中枢中计了,虽然六月十一日皇帝在辽东城南战场上怒气冲天,把军方统帅们骂得狗血淋头,但军方统帅们同样在心里也把皇帝和中枢骂得狗血淋头。这是你决策错误,与我军方无关,如果你当初决心以武力摧毁高句丽人,渡过辽水后坚决拒绝高句丽人的投降谈判,一路攻城拔寨,直杀平壤,何以会陷入今天的被动局面？现在雨季来了,高句丽境内的大小河流即将暴涨,远征军能够实施攻击的时间所剩无几,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从军事角度来说,今年攻克平壤灭亡高句丽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只有等待来年了。
皇帝和中枢迅速做出了新的决策,拒绝高句丽人的投降,坚决以武力摧毁高句丽。
皇帝和中枢命令军方马上根据这一决策,拟制出新的攻击策略,要求军方必须在冬天来临前攻克平壤,灭亡高句丽,赢得东征的胜利。
决策层态度的转变,是军方愿意看到的,这符合军方的利益,但决策层态度的转变力度太大,由之前的一味求稳,转为现在的行险一搏,让军方倍感不安。
在商讨攻击策略的过程中,尚书右丞刘士龙,兵部侍郎斛斯政、明雅等中枢官员,理所当然服从皇帝和中枢的决策,决意在冬天来临前结束战争,如此一来段文振一击千里的“斩首”遗策,就成为首选之计,但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左候卫将军赵孝才、左武卫将军崔弘升等一大帮军方大佬持反对意见,因为当前战局已不具备实施段文振遗策的条件,如果不顾实际,非要实施这一计策,必有败北之危,所以现在“求稳”的反而是军方。
于仲文等统帅建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攻克辽东城,再在雨季结束后攻克高句丽中部重镇乌骨城,然后在冬天来临前陈兵鸭绿水。此计的好处显而易见,陈兵鸭绿水,可确保来年春天远征军以对优势拿下平壤,而高句丽人在亡国重压和财赋穷竭的双重打击下有可能无条件投降,如此一来,如果因为东征时间延长导致国内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皇帝和中枢亦可接受高句丽人的投降,政界大佬和军方大佬平分东征之功,大家凯旋而归,皆大欢喜。
但此时此刻,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已经从东都政局和国内局势的变化中看到了危机。如果东征拖延到明年,东征战场必将完全受制于国内财赋和国内政局,不论财赋难以为继还是政局动荡,都将给东征以致命一击,所以东征今年必须结束,必须速战速决,远征军必须在攻击策略上冒险一些,哪怕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关键时刻,支持皇帝和中枢,或者不敢也不愿得罪皇帝和中枢,在军方持中立立场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武卫大将军李景、右候卫大将军卫文升、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等军方统帅,反复权衡了利弊,又综合考虑了战局之后,决定“变通”一下,先杀到平壤,与来护儿和周法尚的水师会合,联手攻打平壤,绝对遵从和执行皇帝与中枢的决策,但攻击时间肯定不够了,粮草辎重肯定也供应不上,到那时皇帝和中枢也只有下令撤退,退守鸭绿水,如此也就达到了军方的意图。
于是,段文振的遗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