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从清军大营中传出了两封诏书——《鲁王告天下书》、《大清国受邀友邻国灭贼书》。这两封诏书立刻传至附近府县，连汝宁军这里都送来一封。而在这两封诏书中，清军竟然一改强盗之面目，变成了受邀入关平定民贼之友邻军队。这天下滑稽之事也莫过如此了。
在这两封诏书中：鲁王朱以派“诚邀”清军入关，要为大明朝平定民贼之乱。并且，鲁王朱以派还指出，大明朝的乱相是由昏庸的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奸臣们所搞出来的，所以鲁王将要举起“清君侧”的大旗，要扫清大明朝的“妖孽”。
一句话，鲁王朱以派就是满清的傀儡，将要在清军的扶持下，替代崇祯皇帝成为九五至尊。当然，这是鲁王本人的真实想法还是皇太极用了鲁王的印章，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另外，满清还与鲁王朱以派有个秘密协定：大明朝将放弃黄河以北的土地，割让给大清国。并且以大清国为兄，每年还有岁币若干云云。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满清也没有立刻公开这个秘密协议。
皇太极就是要利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乘隙攻下北京城或者签下城下之盟，要实现满清那先辽东，再华北，最后中原以及全国的总战略目标。最不济，也要恢复历史上，南宋和金朝的南北割据状态。
虽然皇太极他们都明白，这两封诏书根本经不起推敲，但话语权总是掌握在手持刀枪的人的手中，如果满清真的能实现自己的总战略，那么将来也好利用这两封诏书来蒙蔽天下人。
为此，清军甚至派遣了几名鲁王府的太监到汝宁军传旨：让汝宁军停止与清军的敌对行动，并且服从清军的指挥，共同北上勤王。
当然，皇太极他们也不认为这样的旨意会起到什么效果。不过当这道旨意传至汝宁军营中时。书墨、楚格和薛勇他们确实被这道旨意搞得一愣一愣的，真感觉到太阳都要从西边出来了。
与此同时，清军也开始有序撤退，他们将分兵两路，一路是由阿巴泰率领的三万兵马，他们将押送着入关以后缴获的财物和人口，先撤至关外；另一路。则是皇太极亲领的七万大军，他们将先北上与菏泽的多铎部二万兵马汇合，再一同北上京城，要行这黄雀在后之事。
而刚进行过激战的汝宁军也不敢追击，他们害怕清军在撤退途中会使出什么诡计。于是汝宁军停留在徐州城开始休整，等待着武昌城的汝宁军主力来北上汇合。
同日。在汝宁军重炮的不断轰击下，武昌城城墙已经是摇摇欲坠。因此，在吴世恭招降的最后期限前，李定国率城中二十三万军民投降。
不过为了招降李定国，吴世恭也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除了承诺不伤害城内百姓和大西军将士以外，汝宁军还准许了李定国部可以不与张献忠部交战。并且大西军将士可以自由选择接受改编或者解甲归田，不愿从军者将在河南分配其一定的土地。
因此。汝宁军又在武昌城内安抚了二日有余。改编愿投军之大西军士兵六千余人，成立了由李定国为协统领的武昌独立协。
五月十九日，吴世恭率直属部队和亲兵队一万三千人马、冈萨雷斯率领的水师陆战队五千人马、常猛率领的商行护卫和护庄队一万五千人、赵德功的南阳独立协五千人、江澄的均州独立协七千人，李定国率领的武昌独立协六千人、迟明和黄定所率领的新改编的湖广镇一万八千人，全军共七万北上，要途经凤阳，与在徐州的汝宁军汇合。
五月二十日，紫禁城外金水桥前。大明朝内阁重臣以及各部官员齐聚在一起，他们三三两两地交谈着最新消息，等待着崇祯皇帝的召见。
在人群中，薛濂身穿朝服，挤在由勋贵组成的圈子后面，听着众人的议论。
“这些天京城里可是瘟病横行，在南城外。我府中的一名奴仆回家探病，没想到他全家都在一天内染病而亡，吓得本侯都不敢出门。要不是今日皇上传旨，本侯绝不会踏出府门一步。”一位侯爷说道。
“不是龙虎山的张天师已经建坛设醮。祈禳瘟疫了吗？怎么瘟病还在流行？”另一位伯爷问道。
“哎——！这上苍降难，哪里会这么好解决。本侯曾听他人传言，张天师在私下里说，这瘟病将传六个月之久，等妖孽尽除，才会苍生得生。不过再深一些的话他就不肯说了，也许是天机不可泄露吧！”
“哎——！”
似乎是祸不单行，北京城中从这年二月起又流行起瘟疫。这是一次恶性的传染病，来势猛烈，有些家庭刚刚发现有人染病，没有几天功夫一家人就死得精光。
而这样厉害的瘟疫在京城的历史上闻所未闻，引起市民的极大恐慌。由于城外清军还在活动，想逃到郊外躲避瘟神都不行，城里的居民只能烧香祈祷，求菩萨保佑。
江西的张天师这时候正在京城，崇祯皇帝急忙命他建坛设醮，祈禳瘟疫。但这位有一千多年传统的道教领袖的法力看来并不怎么样，连日烧符念咒，疫情却没有丝毫减退。而老百姓只能用一些土办法来自我保护，每到夜间邻里们就组织起来敲锣打鼓整夜地折腾，说是为了驱除厉鬼。
而这连夜的锣鼓喧填，甚至吵得深宫里的皇帝后妃们都不能安眠，但在这种疫疠横行、人心大乱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下令禁止。
“那今日皇上是何事召见？”一位伯爷问京城勋贵领袖英国公张世泽道。
那英国公张世泽也就三十出头。老英国公今年正好故世，张世泽也刚刚袭爵，因此，他的为人还不十分稳重，见众人想问，他就忍不住有些卖弄。
“还不是皇上要让咱们捐输。”英国公张世泽说道。
“啊？不是吧！”立刻有人就惊呼道，“不是朝廷正在印纸钞，说每年可印制三千万两，怎么还要我们捐输呢？”
在前些日，眼见着外敌内患不断，已经没有了任何手段也面对的崇祯皇帝第三次发布了罪己诏书。而在这道诏书中，对国事的惨痛描述相当具体，说是“逆胡（指清军）蜂拥阑入内地，京畿、山东成为一片废墟”；“流贼接连攻陷藩王封地，数次惊扰皇陵，河南、湖广江北地区大半受到摧残”；“加以天灾不断出现，蝗旱频仍，而贪官污吏一意搜括，横征暴敛，不顾民间凋疲。致使兵灾祸乱连翩，边境腹地交困；老弱死于沟壑，丁壮亡于干戈。万姓何辜，遭此异惨！”
但说到自己的“罪行”却还是空洞的一句话，“皆朕不德所致也”。至于罪己后的改进措施，这一次总算有了一点具体内容，除了在此前已经免除的已失陷给大顺军的地区五年来拖欠的赋税钱粮外，“直隶各省在兵乱中残破的府、卫、州、县，自崇祯十六年为始，一切三饷加派各项钱粮，免征二年；其未经残破而村落荒芜可怜者，各抚、按分别速奏，酌量减缓。”
可是在大明朝全面崩溃的形势下，减免部分地区的三饷加派，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这一举措却使得早已支应计拙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国库无银，各路兵马却急需粮饷，户部用尽心机，还是无法筹措。于是，有人提出用发行纸币，也就是钱钞的办法。
罪己诏刚刚发布，桐城一个叫蒋臣的秀才进京建言，说是国初实行钞法，因而国用充足，只要恢复旧制，每年印制钱钞三千万贯，朝廷就可以凭空收入白银三千万两，既不必加派扰民，又可以充实军饷。而这一套惊人的经济学理论居然打动了户、工两部的大员和崇祯皇帝本人。
于是崇祯皇帝立即命太监主持设立了内宝钞局专司印钞，昼夜赶制，印出一部分就在京城募商发卖，每贯面值一两，只收九钱七分。可是京城的商人们听说朝廷要用纸币换取银子，纷纷停业逃跑，没有一个主动购买的。
而阁臣在讨论此事的时候说：“商民再愚蠢，谁会用一两银子买一张纸呢？”
可崇祯皇帝却不解地问：“为什么高皇帝（朱元璋）的时候就能实行？”
阁臣也弄不清楚，只好回答：“高皇帝似乎也只是承元朝旧制，当时只用作赏赐和一部分官俸，连兵饷也不曾用过。”
但崇祯帝还是垂涎于那每年三千万两的收入，执意要实行，要求用严刑峻法来推广。
其实每一位有着现代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没有硬通货作为贮备金，纸钞的发行将会是一钱不值的。而元朝的纸钞是有着黄金和白银作为贮备金的，所以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不知道这个经济原理的明朝，在明初发行了纸钞以后，纸钞的价值就一落千丈，最后在市面上形成了事实上的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