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
“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
简而言之，大定厢军实乃弱鸡，不堪一战。
便是禁军，也战力孱弱。
作为三冗之首的冗兵问题，是大定立国以后无法回避的问题，雍熙北伐之后，大定眼见收复燕云十六州无望，便开始奉行消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建立禁军以及庞大的厢军，而大定也不得不吞下冗兵的苦果。
大定军队“衣食天子”，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兵冗为大，其次官冗，今天下之大患在兵”，大定朝野都认识到了冗兵带来的危害。而士兵的职业化乃至终身化带来的厢军体系，是积兵成冗的关键因素。有定一代，冗兵问题都未能解决，虽然王安石变法力图推行将兵法，以解决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提高军队战斗力，但却治标不治本。
大定冗兵与燕宁强盛，土地兼并、赋税苛重以及政局纷争叠加在一起，形成恶性循环，大定军事孱弱皆源于此。
楚末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兵强弑将，将骄弑主的现象时有发生，并且，地方节度使俨然一方诸侯，经济、行政大权握于手中，导致“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将与兵之间有着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了中央集权。定太祖建国后，深知兵将之害，杯酒释兵权之后，便极力的推行“更戍法”，为的就是加强中央权威。
定都开封使得加强都城防御成为大定君臣逃不开的问题，再加上唐末以来，募兵制使得军队日益职业化，兵将长期在一起，使得私兵化严重，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如此一来，都城防御与私兵问题交织在一起，大定便选调各地精兵强将云集京师，充实中央禁军，既保证了对于地方的军事威慑，还加强了都城的防御力量，一举两得。
不仅如此，为了彻底铲除地方割据的土壤，定初还加大分权，将统兵权与调兵权相分离，以文臣压制武将，力图解决以往内轻外重的局面。
大定推行募兵制，兵员由朝廷供给衣食，而大量供给杂役的厢军很快形成了与禁军相等的队伍，养兵之数也由此增加了一倍，厢军由国家供给衣食却不习战事，成为定人抨击的对象。随着雍熙北伐的失利，大定开始推行消极防守的战略，军事上积弱局面出现。
有定一代，对兵将赏赐优厚，耗费巨大，而骄兵不仅浪费国家钱粮，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当此之时，只有选择有威望的将帅整顿军事，改变养尊处优的习性，才能彻底改变军队面貌。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大定采取裁汰骄兵的举措，自熙宁至元丰年间，朝廷每年都废并空营，并缩小原来编制，即便是京畿诸路也化零为整，重新划定诸营兵员。
熙宁变法时，大定虽然改易兵制，淘汰冗兵，激活军队的战斗力，但是随着王安石的辞相，朝臣意气用事，相互倾轧，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后又恢复了守臣管军体制。更戍法废除后，“自州郡各有禁军，三司之卒不出，常坐食于京师，于是养兵始为大患”，将兵骄惰的现象依然没有改善，名义上的训练实际上仍然不免于偷安。
募集饥民以及流民为兵，是大定的祖宗家法，且不论这些人的战斗力是否过关，倘若年年有灾难，岁岁有饥民，岂不是要年年招兵，军队数量又怎会不增长？再加上流年国家财政困难，大量的人涌入军队势必导致军队的战斗力被稀释，而随着带来的就是军队素质低下，军队老龄化，数量极易膨胀。并且对于军人，给兵士脸上、手背刺字，只有罪犯、官府的工匠、奴牌才刺字，当兵刺字自然是一种耻辱，这就把士兵排斥在市民阶层以外。
大定前期，兵员二十从军，年老裁汰，但是到了后来，为何犹犹豫豫不敢处置，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稳定，防止裁军带来兵乱，宁愿耗费钱财，也不愿纵民为寇。另一方面，大定推行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导致武事不振，为了防备北方强敌，大定想当然的以为维持军队数量，便可以增加守备力量，而这无疑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冗兵的背后，是一个积重难返的老弱王朝。
太祖尝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德宗亦有云：“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但历史已经证明，“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这项基本国策显然是不成功的。
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无恒产者无恒心，指望游民在军营中好好训练，在战场上令行禁止乃至奋不顾身，古往今来，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禁军存在的这些问题，地方厢兵全都有。厢兵的本质，是禁军挑拣剩下者，和自禁军中退下来养老者，战斗力自然是更逊一筹。仁宗时代，朝廷财政吃紧，于是下令让地方官府从厢兵中调人去做“役人”，这个口子一开，厢兵就更加不成样子了。他们被地方官府或调去做买卖，或调去砍树烧炭，或调去从事刺绣，或调去吹奏乐器，以至于同时代的苏舜钦上奏说，这些厢兵终日嬉游市间，以刺绣绘画为业，实在是与军队二字完全挂靠不上。
地方厢军变成了这幅模样，于是就有了“淮南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京东诸郡，官军莫敢撄其锋”。
厢军兵源素质本就低下，后来又大量引入这些来源复杂的灾民，这让这支理论上是正规军队的武装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世人对其也非常轻视，州县中一个区区小吏也可以驱使调度厢军士兵从事一些修桥补路之类杂活，而地方官更是将厢军视为仆役，随意安排他们为自己私人服各种劳役。厢军的待遇固然不如禁军，但每年仍然会消耗大量朝廷财赋，而发挥的军事作用几乎没有，相当于朝廷付费为地方州县消除隐患，这一体系更多的是体现了社会慈善性的作用。
指望这样的军士去打胜仗，岂非是痴人说梦？
这也正是为何张迪横行山西、河东而各地厢军一碰即溃之故？
张迪势大，威胜军也危如累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了过来，怕也是凶多吉少。
值此危急之际，宗泽与冯过这二位主贰官又哪里还能稳坐钓鱼台？毕竟，张迪便是从沁源走出去的，大概率会“衣锦还乡”。
怎么办？
其实，宗泽原就担忧张迪之乱会加剧，已禀报上司准备过了正月就发兵征剿。可能是走漏了风声，张迪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裹挟民众，高举反旗，闹出如此大阵仗，无疑是打乱了宗泽原本设想的布署。
现而今，所谓的“晋王”兵强马壮，占四州之地以抗朝廷，将威胜军团团围住，早晚会大兵压境。
仅凭威胜军一地厢军，莫说去征剿，想守住本地不丢也是千难万难。
虽说宗泽到任后大力整治军备，但经年积累所至的弊病又哪是朝夕之间可以去除的？事实上，本地厢军仍存有吃空饷现象，甚至几乎一半都是老弱病残，战力孱弱之极，若真拉上前线，怕也会一接敌便溃败。
厢军的编制，大体上与禁军相同，但只不过军和指挥（营）两级，指挥（营）为基层单位。有些地方一些番号的厢军人数较少，则以“都”为基层单位，如渡船都、梢工都、杂作都等。厢军的高级将领是马步军都指挥使，除厢军中军官应格升迁者外，还有由禁军高级将领，由于升迁、老、疾或过失至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副职为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军一级的马军及步军正副将领的军衔同上。指挥（营）一级的马、步军指挥官为指挥使、副指挥使。“都”一级的指挥官，马军为军使、副兵马使，步军为都头、副都头，其下各有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等。
通常厢军按指挥分驻州府，一军之兵有分隶诸州的，也有一州管内而屯数军的。故有些州设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统领本州厢军。
威胜军境内驻有一支厢军，按编制乃是一军，辖五营，营辖五都，每都一百人，该计两千五百人，但除却空额及老弱病残，可战军士仅一千余名。
张迪乱军若至，本州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