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硕以不熟悉吏部情况为由，这件事不显山不显水地交到了吏部侍郎刘林甫手上。朝廷铨选原来每年自十一月开始，至次年春结束，大量的官员在长安过年，事情积压在一起，选限的时间迫促，难以精细。刘林甫现在采取四季随到随选，随时注拟官职，看到官员互调的要求，便拟定了一个方案。
梁硕在政事堂只能叹了一口气，杜淹长期以来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刘林甫看重的是所谓量才是举，这样一来，寒门和军中出身的人在很多方面就显得能力不足；只不过在平日里随时安排中不明显，但是在方案和统计数字面前躲不过去。
崔处直看完方案说：“不妥，知县百里侯，照理说做知县胜过在长安做一个小小的京官，但是吏部的方案会让人对西北、西南、岭南等偏僻之地视为畏途。在当地的工作艰难不说，而且远离中枢，升迁较难；所以一定要有互调，不能因为这个人能在那里沉下身子，就把人留在那里，有些人投机取巧，反而一路顺风。”
崔处直说得还是有些技巧，但是政事堂的大佬们都听懂了，刘林甫在询问很多人后，方案涉及到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但是量才是举的前提限制了官员互调。杜淹毕竟刚刚离开吏部，比梁硕还有发言权：“那就三届九年为限，到了九年，不管如何，吏部都要做出调动。”
杨崇颔首问：“那这一次的调动什么时候开始。”
梁硕果断地说：“过完年就开始，主要是在一地任职五年以上的官员。”
皇甫无逸附和说：“应该从高层开始，留守司、转运使一级五年以上的官员先动。”
这个名单很有限，就是洛阳留守张瑾、涿郡留守徐世绩、太原副留守元宝藏、江南转运使寇九珙等人，但都是关键职位和关键人物。
杨崇从政事堂出来，坐在马车里还在考虑这次人员变更的得失，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同一件事的角度也不一样。不过皇甫无逸的看法也有道理，人都是会变的，辅公佑在另一个时空可是最后造反的人。
马车在闹市中停住了，这可是朱雀大道，有什么事闹到大街中心，杨崇能听到护卫的反应，但是一声“玄奘”的叫喊让杨崇发笑，按时间，这个和尚是应该出现了。杨崇问张亮：“可是个年轻和尚？”
张亮过去问后回来说：“不止一个和尚，不过草堂寺僧人围住的是一个叫玄奘的和尚，看样子有人动了手，玄奘吃了点亏。”
杨崇轻笑道：“把所有人都带回去，我来问话。”
张亮不明所以，还是把一干人等押回了越王府，杨崇稍微一问便清楚，玄奘对草堂寺推行的几种佛学流派都看不上眼，但是玄奘在僧人中辩才无二，不同的场合下多次让草堂寺下不了台，数位高僧受辱。这些僧人今天正好在大街上遇到玄奘，三言两语便再起争论，说到激烈的地方，有僧人忍不住动了手。
杨崇将草堂寺的僧人训斥了几句，便让他们到外面候着，单独召见玄奘，询问玄奘经历和今天的事由；玄奘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十岁受大理寺卿郑善果激赏，破格随二兄长捷法师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后来洛阳战乱，玄奘与长捷离开洛阳赴四川，到成都听宝暹讲《摄论》、跟道基学、《阿毗昙论》、在道振处学习《发智论》。最后入汉川，在成都受具足戒，玄奘从此游历各地，参访名师，讲经说法。
早在南北朝时，佛教学术界就开始了“一阐提众生有无佛性”的论争。玄奘师从南北流派，深感佛经翻译有误，造成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因此回到长安后，玄奘与天竺僧波颇交流后，发愿西行求法，准备到天竺烂陀寺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
作为穿越者，杨崇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清楚，所谓南北分歧，不过是观念上的差别，如果想宣传教义，就要想方设法附和地域里的风情，有些更改是必须的。但是发源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堵住反对法的嘴，前往天竺取经，玄奘挑选的也必定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天竺来长安的僧人很多，波颇能成为玄奘挚友，恐怕最大的原因就是信念相近。
玄奘的想法与草堂寺有所冲突，才是另一个时空李世民不允许玄奘西行的真实理由；在这点上，杨崇与李世民的态度不一样，玄奘绝不是宋子贤那样疯魔之人，会弄出个类似与弥勒教的组织扰乱天下。佛学上的分歧通过辩论解决也好，草堂寺高僧如云，如果连一个年轻人都应付不了，适当的改革还是需要的。
杨崇自己提倡的是墨家，不可能象李世民那样标榜自己“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所以对佛教并不是十分排斥。更何况长期丝路的畅通，眼下大隋对西域熟悉的人才比比皆是，不用考虑玄奘日后在地域上的用处，象李世民父子一样，日后三天两头去要求玄奘还俗。
杨崇只是带点恶意地想，《西游记》中唐僧带着四个徒弟，眼下江山依旧姓隋，应该没有唐僧，而是隋僧。杨崇特意让张亮调了一匹白色青海马给玄奘做坐骑，另外要求草堂寺选派三名武僧同行，在礼部安排公文。玄奘听了一愣，越王杨崇可不是信佛的人，如此相助实在出人意料，玄奘急忙谢道：“武僧同行就不用了，小僧是去求学的，不需要铺张。”
杨崇笑笑说：“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玄奘从长安到巴蜀，走河洛，可曾动过情？”
：。：